我在自己的园地的一侧，开了一块生田，即写下一部实验性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今日终于可以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对于我，这部书的完成，真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上海、北京的两家出版社找我计划写一种图文关系密切的现代文学史。拟想的都不坏，心气也不算低，但可惜敌不过严酷的现实，最后都因不是我的缘故而搁浅了。这一搁，仿佛就没了消息。可世事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谁能料到这么一拖，竞拖出一个文学史写作即将发生变化的时代来了。试想此书假若早几年写出，或许它只是一种陈旧的文学史加插图、加地图的东西，一种非驴非马、非旧非新、或形新而实旧的东西而已。而现在的此书，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正文之外的插图、表格也不是什么不重要，却色色样样都归结到一部含了新观念的，说得大胆一些，是身上可能包孕着一点未来因素的文学史上面去了。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正待变革，去年冬天我在上海大学讲课期间曾经同青年教师们座谈过，后来经他们整理录音，讲演辞题目订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收入我将要出版的论文集《多棱镜下》中。我在那里详述了近年来五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新见：严家炎先生的“生态”说；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陈思和的“先锋与常态”；杨义的“重绘文学地图”；和我在《文艺争鸣》提出的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的粗浅认识。这些说法并非完全隔绝，实际上倒是可以相互补充、渗透的，其中已存有“多元共生”和“大文学史”等各个要点的共识。这是学术
界同步达到某个文学史重写阶段的一个集中体现。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能够觉察到这个变动终将来临。我个人的文学史观念自然也是在这种互相激荡的学术氛围中，逐渐明朗的。我记得王瑶先生多次打过比方，说做学问大体有两种方法：以一种观点为主的，就如同一张唱片转着圈子，以唱针为中心，发出一个主调；如果是叙述多种观点，发散型的，就如同是织毛衣的前襟后襟，或织毛围巾，便是一片一片。他说这两种方法的前一种境地较高，但后者也属需要，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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