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2016年10月，“丝路书香”工程下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正式启动。北京语言大学作为“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秘书处，以中国文化译研网为平台先后向国内外150家出版企业，1000余名中国文化译研网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会员发送《“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第一期项目征集指引》，引发海内外社会各界积极回应。

　　有这么一批外国人，他们了解并热爱中国，一直致力于中国与本国的文化交流。他们不仅学习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还向本国人翻译、介绍、传播中国文化。他们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本土代言人”，更是“中国故事”的最好讲述者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

　　“中国+西方，才是一个整体”

　　不久前的第四十六届伦敦书展， 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主席、法国荣誉国民教育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与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中译出版社签署了“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新书的约稿协议。

　　“我撰写的法语版汉语教材自上世纪90年代出版以来反响很大，这次与中方的出书计划包括出版该汉语教材的其他语种版”。在巴黎13区的一家中餐馆里，白乐桑与记者边吃饺子边聊，“简单地说，汉语教学是‘词本位’还是‘字本位’的问题”。白乐桑于1989年提出汉语教学的“字本位”理论，被认为是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最大贡献。

白乐桑，法国汉学家，代表作《汉语语法使用说明》《汉字的表意王国》《说字解词词典》

　　作为第一批交流生，白乐桑于1973年11月来到北京学习汉语，从此他的人生烙下了汉字的印迹。多年后白乐桑总结他当时选择学习汉语的三个动机：一是发现。历史上法国一直认为与中国具有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差异，正是因为差异，才需要发现。白乐桑说当初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发展水平，他们根本考虑不到学习汉语的实用性。“我们只凭兴趣，下意识地继承了伏尔泰的意识——异国情结。最想去了解的，是最不一样的国度，有特性才有意思”。二是传统。无论是汉学水平还是汉语教学，法国在世界上都位列第一。在他看来，法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因此从2012年起有了两年一次的“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讨会”。三是汉语学之不尽，越学越有意思。

　　中国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不然。白乐桑坦言，中国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美好事物，由于一些原因没有传播出去，很长时间西方对此不太了解。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存在文化不自信。白乐桑直言不讳：从1973年第一次到中国算起，我到中国近乎300次，有一件事每次都令我感到神奇，就是晨练。晨练完全是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在我看来太有意思了，也很有意义，但在中国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有人甚至认为晨练落后，因为西方没有，不够国际化，所以跟不上时代。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不自信?法国人从不觉得具有法国特色的东西是落后的，比如法国人爱吃蜗牛。法国人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历史与遗产，巴黎也有类似北京胡同般的古旧街巷，虽然交通不便，但还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因为它具有历史感。

　　在文化上，中国不仅不应该自卑，而且应该自豪。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常被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倾倒。“比如中国的书法艺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这是中国特有的，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比世界其他各国多了一门艺术，这可不是小事啊!”白乐桑由衷地感叹。为此，白乐桑建议应该在巴黎著名的艺术展览中心，如卢浮宫或大王宫等地举行专门的中国书法艺术展，让热爱艺术的法国人有机会尽情领略中国书法艺术。

　　作为语言学家，白乐桑发现，相对而言，西方是听觉文化，基础是拉丁字母，字母标音。中国则是视觉文化，基础是汉字，汉字标意。因此放眼全球，只有中国诗歌拥有非凡地位，这是其他国家，包括法国所无法企及的。这是汉语本身的特质所带来的。

　　“对全人类来说，幸亏既有中国，又有西方，中国+西方才成为一个整体”，白乐桑总结道。

　　英国汉学家迈克尔·狄龙——

　　热爱中国的赤诚之心

　　80年前，一部由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向西方社会推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赓续这一历史传统，中译出版社“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发布的新书，包括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忆当年》、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印情缘》(中英文版)和英国学者迈克尔·狄龙参与撰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

　　用“著作等身”这四个字来形容英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狄龙，一点都不为过。狄龙给记者在邮件后面所附的他的主要著作，有长长的一大串，整页屏幕都放不下。在这些有关中国著述的背后，是狄龙一颗跳动着的热爱中国之心。

　　“我想让尽可能多的英语读者，能更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谈起自己刚刚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一书，狄龙深有感触地说。记者注意到，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十六届伦敦书展上，狄龙的这部书广受好评。

　　据了解，《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是节略本，原著洋洋洒洒多达6卷，狄龙负责的英语版本则在新的视角下，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阐释、深入解读。“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人看待他们历史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如何影响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态度，甚至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是我的愿望”。

　　事实上，狄龙还在小学念书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6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档学习中文的系列节目，他一直跟着学。“正是在那时，我做出了到大学学习中文的决定”，狄龙说。

　　此后，狄龙进入了英国北部利兹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并获得了中国历史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从事有关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如今，狄龙担任杜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杜伦大学是英国顶尖学府之一，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英国国内研究当代中国的“佼佼者”。在这里，狄龙潜心研究中国，撰写、翻译、编辑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此外，他还在不少一流的世界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并常常出席有关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和论坛等。狄龙说，自己与中国的接触越多，对中国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他热爱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热爱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热爱中国的一切。

　　最近狄龙正在加紧撰写《周恩来传》一书，编纂工作即将接近尾声。“周恩来讲究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翻译成英语，就是‘从事实中寻觅真理’，我也在努力这样做”。狄龙说。

　　印度汉学家狄伯杰——

　　“中印情缘”未了时

　　汉学家狄伯杰和他的中国妻子王瑶，相识于北大，两人的爱情结晶汉斯和杰伊已经上小学。狄伯杰笑着告诉本报记者：“我和中国的情缘不只是爱情和亲情，我的整个成长经历和未来发展都与中国分不开，很庆幸能见证并亲身参与到中印两国的共同发展中来。”

　　“一开始中国出版集团找我约稿，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说而已”，刚过50岁的狄伯杰捋捋头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我还没有老到要写回忆录，不过后来知道这是一套系列丛书，约有20位外国学者都要写他们和中国的故事，就签了约”。

狄伯杰，印度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思考印度》（THINKINDIA）季刊主编

　　狄伯杰撰写的《中印情缘》分为九章，包括“在北大的日子”“马拉松爱情的开始”“返京见证中国崛起”“中印跨文化交流”等，既有自身的学习及情感经历，还涵盖了自己对中印古代交流史的研究，以及与多位中印文化研究大家的交流经验。印地语专家姜景奎教授为这本书写序，两人都认为这不只是一本局限于个人情感的书，希望中印读者从中也能感受到两个国家经历的情感碰撞。

　　“我的家乡在印度北部山区库鲁，在小乡村长大的我对中国的认知来自于诗歌和民谣”，狄伯杰对儿时的经历记忆犹新，“父亲给我读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有对中国的描写，我至今还记得一首儿歌的歌词：尊敬的女士，请你认真地告诉我，去中国走哪条路?”狄伯杰告诉记者，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歌曲，可见在那之前印度北部地区和中国的边贸来往非常频繁。

　　在尼赫鲁大学完成本科及硕士的学习后，狄伯杰于1991年前往北大历史系学习。他对记者说：“那时的北京和新德里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从那时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比来看，也是不相上下的。但我此后多次回到中国，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发展变化很快。”

　　对狄伯杰而言，北大的3年学习收获颇丰，他在排球场上认识了妻子王瑶。“我俩刚谈恋爱时她已快毕业了，之后10多年的交往聚少离多，经历了不少波折”，说到这儿，狄伯杰有些不好意思，“一开始她的父母也有些意见，觉得女儿嫁老外就罢了，怎么还是南亚的。不过后来我和他们接触多了，彼此之间都觉得还不错，很多话题能说到一块儿去。就像现在，我们一家四口主要生活在印度，我出差去中国的机会比我太太还多，每次都会到岳父岳母那里坐坐，从毛泽东到‘一带一路’，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中印情缘》的中英文版已经出版，印地语版也将于近期定稿。在狄伯杰看来，这种“回忆录”当然还有续篇，毕竟自己的情缘待续，中印携手发展的路还长。他指着电脑对记者说：“我新翻译完成的《四书》也即将出版，另外一直在忙的‘一带一路’的书也快完成了，我们两国太多的故事值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