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７９期讲座实录

图为嘉宾对谈现场

戴锦华：起初看到这句话——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是在倾斜的塔上瞭望，他们是站在倾斜的塔上瞭望这个时代——我是认同的，是一种对自己希望选取的或者可能占据的尴尬位置的一种认同，后来我选用它做了第四代的文章篇名，或者说我投射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认识到第四代导演身上，但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象征来解释第四代导演所处的其实跟我不同的一种尴尬的、但也是有趣的历史位置。所以如果它对我有什么价值的话，我知道，它不光是一个电影的论文集，它是我生命的一个时段。我今天不那么惧怕衰老，我真的爱我自己的每一个年龄。但是今天我大概不会以那样的一个无距离的，以一种自己难以收放的情感热度去写。我想象对大家有一点点什么意义的话，大家首先面对它的时候，是面对了某一种电影史材料，它是属于电影史的一部分，作为素材的一部分。如果大家喜欢它，如果大家读它，你们可以不光体会那个时代的导演，也体会那个时代仍然很年轻的我们这一代，因为种种偶然与电影连接起来，而且是生命连接的这一代人，当时我们对电影的想象，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想象，我们对文化的想象。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一点可能性。

第四代导演谢飞

范倍：我记得我读这本书（《雾中风景》）读第二遍的时候，因为第一遍读的时候只有震惊，因为很难想象它，因为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也因为生活在一个很偏僻、很偏远的地方，无法想象文化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通过读戴老师的书感受到了那种飞扬的精神气息，我刚才使用了浪漫主义这个词，我现在可以说深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的那些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我想问戴老师，如果您现在看这本书的写作风格，透露出来的这种气息，跟当时人的状态、生活状态、文化状态，现在回过头去看，想象的成分有没有？或者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第四代导演黄健中

戴锦华：我想大概分两个层次说吧，甚至是当时的一种精神氛围，我想它是现实主义的。如果说当时的精神氛围相对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历史结构、中国变革的动力和变革的路径来说可能是相当浪漫。我一生当中很少被人说为浪漫主义，范倍老师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我的老师洪子诚教授，他不太相信我的政治表达，他不太信任我的政治立场，他认为我所有政治立场的动力都是浪漫，当然浪漫这个词包含了不切实际，包含了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包含了这些所谓负面的或者是贬义的答案。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我七八十年代之交进入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很幸运地大学毕业，本科进入电影学院开始教本科——本科毕业生教本科。

洪子诚老师

在那个时间之内，当时我们非常地蔑视浪漫主义，当时我们以为，我们是代表着冷酷的现实原则的一代人——我们来了，我们要面对你们幼稚、天真、浪漫的此前的文化和此前的格局。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等到时间走过，今天我们再回望的时候，我想我们其实永远像我们宣言背叛的那个时代，我们永远是试图去忘记、去告别、去背叛的那个时代的，也许我们是“遗腹子”——我们其实是他们的孩子。可能我和此后的朋友们有个不同是，也许我们确实是“时代之子”“时代之女”，我们也许某种程度上是最后一代。

因为当时是别无选择的，个人生命同整个社会跟政治的变革都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在会有“代”，第四代不同于第五代，第五代不同于第六代。因为不同的绑定方式、不同的绑定内容，于是你的个人经验同时也是社会经验，也是历史经验，这不是你的选择，而是别无选择。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宣言背叛什么的时候，其实正是因为那个东西和我们的血肉相连，所以我们和它的相像性大概是难以去除的。另外，我也许是中国一段特定历史的最后一代人，那一段特定的政治历史，使得整个社会某种意义上共鸣，没有真正的今天你们在宅里面想象的个人主义空间。我们当时也宣称我们是个人主义者，宣称个人的权利，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个人是一种集体的名字，当我们说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完成一个集体想象，我们很难想象真正能够自外于时代。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在倾斜的塔上瞭望。强调的是跟地面、跟人群的距离，但是那个塔毕竟是站在土里的，而且你走下那个塔的时候或者你掉下去的时候，你会掉在人群或者是土地上，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谢谢范倍给我的提示。

第四代导演吴贻弓

范倍：刚才戴老师讲到对浪漫的负面的描述，我的意思应该说不是包括负面的层面，换一个说法，也许是面对现实，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就像刚才戴老师讲到的，站在塔上，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了浪漫意味的姿势，那毕竟不是在地面。而且我个人认为，个人主义跟浪漫应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我从戴老师的书里面，至少从某一个地方看到了这一点，比如说有关于纪念碑的这句诗，某种程度上讲，对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描述、分析，甚至是期许，实际上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还是充满了一种豪迈，当然戴老师可能很不喜欢这种词。但我个人认为，一方面是现实，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对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当你写这本书也是站在斜塔上还是断桥上——或者说也是在雾中来看待这些东西？

戴锦华：以上皆是。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是选择。因为斜塔上可以说是一种逃离，好像要飞上天了，向上，同时要躲开地面——当时也觉得是人群。因为我记得，有一次阅读留下很深的印象，无意当中读瞿秋白，瞿秋白说他更向往的状态是“面对佛，背向大众”。瞿秋白作为共产党领袖、一个从容赴死的共产党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对此非常震惊，但同时被打动，也心有向往之，“面对佛，背对大众”，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姿态。但是后来洪子诚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当中，他说戴锦华看上去挺精英的，但是其实你多跟她谈两句就发现，她其实是读工农文艺长大的。这是长辈带调侃、带赞许、带批评，是说但其实她的骨子里是挺大众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也一样，我们的这种对于自己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想象，尤其是八十年代，那其实是有很大的想象成分。所以想象自己在塔上，在一个逃离的地方，而且在一个超离的地方，在某一种高度。

瞿秋白

同时我当时选择这个意象的时候，其实还包含那个东西，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座斜塔，一座我们可以攀登上去的斜塔，它看上去像个路标，看上去像个路，其实是无路可走的，你走到头的时候，它不通向哪里，如果说通向哪里，是通向是掉下来。所以我当时有这种认识：一条道路可能也是一种绝境，一种逃离可能也是逃不走，同时也是一座断桥啦。因为那时候我们经常讨论五四文化裂谷，其实我们也在讨论革命裂谷，造成的这种断裂，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归，有没有可能前行？但是很多的桥的地方是断掉了，你面临的像斜塔一样，好像是一条路，但是其实是断掉了。其实断桥斜塔或者是雾中风景看似存在，如果真的回到安哲罗普洛斯的那个故事当中去，我们就知道“雾中风景”本来就是一个胶片的污渍，最后历尽苦难的小姑娘奔向不存在的风景的时候，当然没有任何到达。这三个东西，我都是想表达那种尴尬、那种彷徨、那种无所适从。

你们作为非80年代的亲历者，你们在其中读到了某些激情、浪漫、豪迈，可能不是我们当时自觉感知到的，但是这种激情、浪漫、豪迈的存在，是在于中国80年代这个特殊的年代，在社会的共同想象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一个无尽开敞的空间，无尽开敞的未来，而且我们认为有无数可能的选择，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道路、社会形态都在我们的选择之中。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们不可能整体地去评价八十年代终结的意义，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很多种可能性关闭了，可能性变得非常单一，曾经我们说“有美为师”，我们也有西欧模式、北欧模式、南欧模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模式，我们还有亚洲四小龙，还有美国范式，慢慢地好像只剩下了西欧和北美，慢慢地连西欧也消失了，北美笼罩了我们的整个视野，成为了我们所有的参照和想象，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封闭的感觉。但是我在这个书里面写《黄土地》的时候写到，《黄土地》结尾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政治讽喻或者是一个悲剧性的宣判，而我刚好认为，最后的空白地平线没有了顾青、没有了憨憨，倾斜的地平线也终于恢复了水平。那个空明的地平线我倒觉得是勇气与希望所在，就是我不在地平线上放一个目标、放一个乌托邦、放一个诱惑一个承诺，但是那一切都是我，如果你走过去，我觉得是那样一种精神的东西。我们还很悲哀，我们还很悲剧，还很悲怆，但是在悲哀、悲怆背后是一种及时拥有的自觉、那种豪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所谓的某一种特质，也许是。

- 版权信息 -

作者：大卫·西伯里

编辑：守拙堂陈峤

资料来自：北大博雅讲坛

图片来自网络

主 题 图 书

《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

《雾中风景》涉及的电影现象贯穿了中国新时期20年历史——自1970、1980年代之交的斜塔望出，经过1980、1990年代之交的无地彷徨，绵延穿过整个1990年代，终了于新世纪将临未临之时。这是中国社会历史性转轨的20年，电影作为文化表征，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症候。作者以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体认，依靠对理论武器的娴熟运用及对电影文本的敏锐感知，用绵密的意象，勾勒出这个时代的图景，已成为研究新时期电影的必备文本。

推 荐 阅 读

《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

《与光同尘》从影史、影人、影片三重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人事掌故，以及思想与形制的演变。其中影史部分以“百年流影”为题，借历代导演、女演员、古龙、译制片等特定主题，以线带面铺陈中国百年影史的完整风貌；影人部分以“以人为本”为题，对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不同世代的电影人代表进行精描，以此勾勒中国电影人的独特样貌；影片部分以“如影随形”为题，以数部电影杰作为范本，多角度剖析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核与外在肌理。

《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

发现电影的魅力，呈现文化的症候，戴锦华文章精选结集，坦言学术和人生思考的心路历程。

本书包括十篇戴锦华本人精选的文章和一篇访谈，从中可以看到戴锦华教授多年来以电影为基点，对当下与历史议题所展开的思考，尤其可以看到作者思想发展的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