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是认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方式。当奥运盛会正在巴西举行时，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国家呢？充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关于巴西的种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维度，而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化。
 

中国读者对巴西文学的陌生和误解，一如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巴西文学与拉美文学什么关系？它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部分吗？它有魔幻现实主义吗？它本身有哪些特质？本文即是对巴西文学的一个整体描述。

“拉丁美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它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便经历着流变。法国理论家创造了“拉美”一词，用于指称处于法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墨西哥。在相当长时间里，它仅指涉美洲的西语国家，葡语国家巴西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认同自己为拉美国家。现在，它的含意已经趋向固定，指涉以拉丁语系语言为母语的美洲国家，亦即墨西哥以南包括加勒比海在内的西语国家、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与加勒比海的法语国家。尽管细节上存在不少差异，有些甚至相当巨大，但这些地缘相近的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有很多共同性，比如都存在殖民统治与实现解放的历史进程，都存在从军人独裁到民主化的政治历程，都存在经济上的“拉美化”陷阱等，在这些领域，“拉美”或可作为涵盖所有的整体性名词而使用。但是对于以语言为内核的文学，采用整体的“拉美文学”概念是否可能呢？我认为应该取决于语境。

如果是横向的比较研究，比如“拉丁美洲女性小说研究”，而且在内容上确实涉及到葡语和法语国家的作家，的确可以将“拉美”作为整体性的概念来使用。但如果强调具有纵深感的历史分期及文学运动，或是仅指涉美洲的西语文学，而排除了美洲的葡语文学与法语文学，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拉美文学”，而应当使用“西语美洲文学”这个更精确的表述。仅从“西语美洲”与“巴西”的文学情况分析，我认为区分概念是有原因和必要性的。

巴西文学与西语美洲文学是两个谱系

第一，尽管长期以来“拉美”仅指涉西语美洲国家，但今天它的所指确实已经扩大，如果用“拉美文学”来指涉西语美洲文学，已经无法适应“拉美”概念本身所携带的总体性要求。如果为了满足总体性要求而特别带上巴西文学与作家，反而会伤害“西语美洲文学”内部的完整与自洽，因为这两种文学传统之间确实关联不大。

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若热·亚马多

语言决定了文学形态。与拉美西语诸国不同，巴西使用葡萄牙语。虽然葡语与西语同属拉丁语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作为巴西文学母体之一的葡萄牙文学也与西班牙文学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便不考虑巴西文学的另一母体——非洲黑人文化的重要介入，巴西文学也不可能与西语美洲国家文学有本质的相似。如果说拉美诸国因为语言的共通性而形成共同的文学史，那么巴西文学则是在独立轨道上发展，它与葡萄牙文学和非洲葡语国家的文学共同构成了葡语世界文学空间，很少与西语国家发生互换。

因此，巴西与周边西语国家的文学史是两种谱系，有不同的分期与承继的逻辑。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所谓“拉美文学爆炸”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注：此处这两个词局限于中国读者所接受的概念，并不去辨析这两个词的真实所指)并没有在巴西发生，尽管某些研究作品试图将同时代的巴西重要作家吉马良斯·罗萨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归入“拉美文学爆炸”团体，或将若热·亚马多归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中，但这种尝试一般并不成功。无论是吉马良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还是若热·亚马多，都是在巴西文学的内部逻辑中生成、发展，为葡萄牙语的发展做出开拓性贡献。将“西语美洲文学”与“巴西文学”分开，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陷阱，这也是精确使用概念的西方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揭示的一条解决之道。

第二，正是由于西语美洲与巴西并不共享一种文学传统，某些既存在于西语美洲文学又存在于巴西文学的概念与术语，表面看起来可能一样，其实存在着巨大区别，这时候更需要精确区分概念，以免造成混淆。比如：当谈及“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时，我们说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的西语美洲、以何塞·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为开端、以诗人鲁文·达里奥为代表人物、横扫整个西语美洲并对文化宗主国西班牙造成重大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还是指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西、以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为开端、持续了3个时代绵延半个多世纪完全改变了巴西文学形态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两种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虽然名称相同，但实质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有效的区分显然十分必要。

尽管何塞·马蒂和鲁文·达里奥的原文中使用的确实是“拉美”一词，但这是与当时相对狭窄的所指相关的，今天，我们引用时也应该加以说明。另外，当提及拉美文学中的印第安成分之时，我们说的是西语美洲强盛而辉煌的印第安文明？还是巴西亚马逊流域极其原始谈不上文明的印第安部落？西语美洲强盛而辉煌的印第安文明对西语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巴西的印第安人正是通过其原始为巴西文学与文化注入可贵的精神气质：食人主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概念扩大的情况下，只有精确界定与区分“西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的情况下，对这些内容的探讨才有意义。

巴西当代著名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

第三，巴西是当代世界最为活跃的写作场域。在巴西外交部的支持下，每年都会有若干作家来到中国推介自己的作品，并与中国作家展开交流。这样就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拉美文学”大框架下，对于巴西文学的理解和接受遭遇到了困难。去年，巴西当代著名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访问中国，在北大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针对他的代表作《永远的菲利普》，中国读者最大的困惑就在于该书感觉不是那样“拉美”，仿佛一点儿也不“魔幻”。当然，我们都知道，“魔幻”甚至不能代表西语美洲小说的全部特性，但必须承认，它是西语美洲文学比较重要的特征。然而，这种“魔幻”在巴西文学中几近于无，在这个层面上，巴西文学确实并不“拉美”，这只能在其文学自身发展的道路与逻辑中寻找到解释。为了强调巴西独立的文学传统，拂去遮蔽在它脸上的面纱，便于中国读者在这一语境下理解巴西文学，我认为区分“西语美洲文学”与“巴西文学”具有重要性与首要性。

巴西没有魔幻现实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梳理巴西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需要对巴西没有“魔幻现实主义”这个事实做出解释，这同样是理清巴西文学独特发展脉络的方式，也是解救巴西文学“被遮蔽的文学”之命运的尝试。我将集中讨论巴西小说，而不涉及巴西诗歌，那属于另外一个辉煌的谱系。

正如西语文学研究者不断强调的，“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拉美”众多文学流派的一种，无法涵盖“西语美洲文学”全貌，但在西语美洲文学中，“魔幻现实主义”或可作为一种共同倾向。然而在巴西文学中，甚至连这种共同倾向都不存在。在巴西的文学传统中，“现实主义”占了主导，没有给“魔幻”留出空间，巴西作家很早就从国家地理与历史的独特性出发，让“现实主义”成为了书写中构建国家性的最佳方式。

巴西文学巨擘马查多·德·阿西斯

巴西文学巨擘马查多·德·阿西斯在对“浪漫主义”的反思中发展了“现实主义”。巴西“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伊拉塞玛》用印第安公主与葡萄牙士兵的爱情构建了种族与文明融合的寓言，为巴西的“国家性”书写提供了最初范式。面对这种范式的泛滥，马查多·德·阿西斯表示虽然深爱这部作品，但并不满足于将书写束缚在大量的风景描写与对印第安元素的借用上，他要建立自己的话语，因此选择刚刚兴起的城市作为空间，凭借语言的内部张力，通过高度发展的“城市文学”来写巴西。这种“不需要风光的巴西性”(A Brasilidadesempitoresco)深刻影响了巴西文学，“城市文学”从此成为一条重要的文学路径，也决定了巴西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之作《马库奈伊玛》的形态，在这部由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书写的作品中，虽然主人公是亚马逊印第安部落中的人物，虽然有印第安神话与传说的介入，虽然某种程度上是超现实的，但小说主要讲述一个人在大城市的冒险，而他拒绝欧洲葡语强调巴西葡语也体现了对阿西斯用语言形塑巴西倾向的继承。

另外一条与“城市文学”相平行的文学路径便是被冠以“自然主义”之名的“腹地文学”，这要溯源到比阿西斯稍晚的优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奠定了巴西文学的另一个根基——关注腹地，关注东北，通过对广袤腹地的状写和对巴西传统文化的保存，书写出“巴西性”的另一种形态。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所归属的“地域主义”，便受到《腹地》的深刻影响。这条路径高度关注平等、苦难与政治议题，其内核始终是现实主义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巴西没有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家作品，只是数量极少，呈散生状态，从未进入过主流写作之中。而且，这些少数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家与作品，与其说是受到了西语美洲之“共同倾向”的影响，不如说是在本国独特的文化构成之中寻找到了“魔幻”之源泉。比如，中国读者特别喜欢的《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中显示的“魔幻”，必须也只能从作者若热·亚马多对巴西土生宗教翁巴达与坎东布雷的热情中寻找答案。

巴西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虽然国内出版的巴西文学作品并不多，但在前辈译者的努力下，在中文世界已可以读到很多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尽管译介中仍有断裂存在，但依然显示了巴西文学发展的独特脉络。一切都起于“浪漫主义”的《伊拉塞玛》，它提供了“国家性”书写的第一种范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刘焕卿的译本。之后进入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现实主义”写作，进入“不状写风景的巴西性”之中。阿西斯在中文世界尽管介绍不多，但也基本涵盖了他的创作精华：《幻灭三部曲》(1992年，漓江出版社，翁怡兰等翻译)中包含了阿西斯三部代表作《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唐·卡斯穆罗》与《金卡斯·博尔巴》。后两部作品之后有单行本面世：《金卡斯·博尔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孙成敖译)、《沉默先生》(即《唐·卡斯穆罗》的另一种译名，外文出版社，2001年，李均报译)。此外，我国还出版过他的短篇集《精神病医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李均报译)。而关于优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的贝金译本，虽然是转译本，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若热·亚马多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家，被译为中文的作品有《沙滩船长》(译者王渊)。

接下来便是巴西现代主义。第一代现代主义作家，即两个安德拉德——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与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目前没有译本，是翻译链条上缺失的一环。在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亦即高度关注政治、贫穷、平等题材的“地域主义者”中，若热·亚马多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家，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非常多，除了《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加布里埃拉》也是巴西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去年10月，黄山书社出版了之前从未译出的亚马多巨著《沙滩船长》(译者王渊)。译林出版社也有计划出版亚马多的多部作品，包括之前从未翻译过的《奇迹之蓬》。在巴西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中，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比亚马多还要重要，他的代表作《干枯的生命》，刊登于《国外文学》1982年10月号，题目为《枯竭的生命》，由鲁民翻译，并配有署名罗嘉的评论文章。

对于这位巴西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大师，我国的译介相对不足，但是在不需要购买版权并拥有优秀的拉莫斯研究者与译者的情况下，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并非难以实现。第二代中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拉克尔·德·格罗什与若泽·林斯·杜·雷古，目前在中国没有任何译作，但我认为他们确实配享一两部代表作译本，尤其是前者。格罗什是第一个进入巴西文学院的女作家，获得卡蒙斯文学奖比亚马多还要早，在现有格罗什专门研究者与译者的情况下，版权不应该成为限制。

《永远的菲利普》——目前被译介成中文的惟一一部巴西当代文学重要文本

第三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吉马良斯·罗萨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两人惟一的联通点在于都改造和拓展了葡语。他们是从不同角度实现这一点的：罗萨通过造词，在“葡萄牙语之中重建了整个巴西”，他创造词汇的方式有点接近乔伊斯；李斯佩克朵则通过极具想象力的并置不相关之词与形容词化任何词类，让平凡之词生成了新意义，并使葡萄牙语在抽象与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提升。正是因为语言上的极大创新，令两位作家都享有难译之名。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代表作《星辰时刻》，九久读书人还将在今年出版其短篇代表作《隐秘的幸福》。然而，关于吉马良萨·罗萨及其代表作《广阔腹地：条条小径》，这部在任何巴西文学乃至所谓“拉美”文学榜单中都可雄踞第一的著作，因其造词只有在葡语语境中以及在对“腹地”的深刻把握中才有意义，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策略能在翻译成中文后同时保持阅读流畅与意义传达，因此，该书现在只能是少数葡语文学研究者的福利或是梦魇。这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家牺牲了作品的可译和在国外的传播与承认，某种程度上也牺牲了诺奖，建筑了一座语言的丰碑，但我们依然可通过相对可译的作品看到他的风采，如著名的《第三条河岸》(又译《河的第三条岸》或《第三河岸》)，现有乔向东、赵英与陈黎的转译译本。现在，网络上有胡续冬从葡语直译的《河的第三条岸》与其他6篇罗萨的短篇小说作品。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罗萨的短篇小说能在中国出版。

在了解这些的基础上再来阅读《永远的菲利普》——目前被译介成中文的惟一一部巴西当代文学重要文本，会发现，尽管它丝毫不“拉美”，但确实很“巴西”。《永远的菲利普》继承了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创的现实主义写作与“城市文学”之路，通过李斯佩克朵式完全向内的身份找寻，在几近哲学的反思中构建了三重互涉的文本：虚弱父亲的自我找寻、蒙古症儿子的成长与天生愚形的国家的发展。巴西当代作家依然行走在“巴西性”追寻之路上，在对文学前辈的继承之上，在对其他语言文学的吸取之中，不断赋予它新的成分、形式与更新换代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