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陈国坚感慨，自己一生翻译古诗的收入，比不过一个餐厅跑堂的一年赚的钱，太太就会笑着挤兑一句：“有那么多吗?也就人家半年收入吧。”

　　“天生我材必有用，”陈国坚故作正色地回一句。不过太太说的有错吗?翻译本来就是个不挣钱的行当，翻译诗歌尤其不挣钱，还不如翻译小说呢，好歹小说销量还是不错的，而诗集一定是销量最少的书籍之一。

　　“很多人可以翻译小说，但有多少人能翻译诗歌呢?谁能守得住那份清贫呢?那不就是我嘛!”想到这里，陈国坚释然了。

　　若不是想着凭借自己多年从事西班牙语教学积累下的深厚功底，多翻译一些中国文学作品，陈国坚也不会拖到53岁才出国。如今他已经快80岁了，回想自己前半生，总觉得浪费了不少时光。“年轻时候翻译过《霓虹灯下的哨兵》《谁是最可爱的人》，还编过一本西班牙语同义词词典，都是因为找不到渠道出版，不了了之。”

　　1986年，陈国坚完成了137首唐诗的西文翻译，但依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无奈之下，他把译著寄给了一位西班牙朋友，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唐诗，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就在西班牙出版了。这让陈国坚意识到，热情的西班牙，可以为他的翻译事业提供更好的语言和出版环境。

1988年，陈国坚接受西班牙国家电台采访。(陈国坚提供)

　　后来，陈国坚辞去在广州的高校教职，于1991年正式旅居西班牙。当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一切都得白手起家、重头开始。为了生计，陈国坚尝试过各种职业，他做口译，把附近几家中餐馆的伙计组织起来开西语培训班，给西班牙律师当翻译，保释遭警察扣留的没有身份的中国人，也会去餐厅做跑堂的。他还尝试过做进出口生意，但因为没有资金，只能作罢。

　　最后，陈国坚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生活才安定下来。起初，有朋友打趣他：“教授也卖面包啊?”陈国坚不以为然：“我年轻时候下乡劳动，粪都挑过，卖面包算什么?”

　　“中国的诗歌，中国人理应翻译”

　　解决了生计问题，陈国坚就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中国诗歌的西语翻译中。他首先研究现有的中国古诗译著，这些译作大多是外国人翻译的，而且经常是从法语等其他语种转译成西语……几经周折，一些精美的唐诗宋词没了意境，已然面目全非。

　　“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这本是描写春天的愉悦心情，结果西班牙有一版译文说 我听到处处是鸟的哭声 ，这不是让孟浩然 啼笑皆非 吗? 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秘鲁出版的译本真荒唐， 梅花已开，你在池边种的小小玫瑰，却被山羊吃得一干二净 ，这让王维情何以堪?”

　　每当看到这些奇葩译作，陈国坚就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有人说，翻译要外国人做，中国人翻没用，这不符合事实，也推卸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责任。中国的诗歌，中国人理应翻译，不然对不起老祖宗!”

　　陈国坚翻译诗歌，凭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总要多次修改才定稿，有时甚至修改三四十遍，力求在传达原文思想感情前提下符合西班牙人的阅读习惯，并且实现语言美和音韵美。在西班牙生活二十多年来，陈国坚完成了11本中国诗歌译著，其中有一本《中国历代诗词》，汇集了从《诗经》到当代诗人海子跨越20多个世纪的诗作……而当《唐诗三百首》于2016年出版的时候，他已经78岁了。

2006年，陈国坚(右)与西班牙院士曼努埃尔·塞科合影。(陈国坚提供）

　　陈国坚说，中国诗词进入西语国家虽然较晚，却有独特的优势：是由多位著名诗人手牵着手介绍到西语国家诗坛的。20世纪初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表、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首次把中国诗歌介绍到西语世界。“请用李太白动听的语言来爱我吧”，是他在《漫游》一诗中的名句，也将西语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

　　西班牙翻译家巴伦丁·加西亚·耶夫拉读了陈国坚翻译的《中国书画诗词》后，写了一首120行长诗《致李白》送给他，并为这本书作序。他说，因为陈国坚，自己开始了解中国“这个辽阔美丽国家的伟大诗歌”。

　　西班牙院士、评论家路易·马利亚·安松为陈国坚的《中国情诗精华》作序说：“这本书使我们了解到原来不了解的中国许多方面”。

　　他得到的补偿是金钱无法相比的

　　如今的陈国坚，依然爱诗。他每天会花数个小时工作，除了想写一本介绍中国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中文著作外，他还想把西文版《唐诗三百首》再改一改，毕竟诗歌有一定的不可译性，自然也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译文。

以前出版的中国诗词译本。(陈国坚提供)

　　如今的陈国坚，依然清贫。诗歌是阳春白雪，在当下常常曲高和寡，不如绯闻八卦受欢迎。在诗歌相对繁荣的西语世界也是一样。一般诗人的作品首次印刷往往就两百来本。除非额外做点小生意、或是知名教授，诗人没有高收入，生活也不富裕。

　　诗人也往往是孤独的。

　　陈国坚上中学的时候就读了《堂吉诃德》，一边读一边笑，大学时毅然选择了学西班牙语。也许有一天，他会意识到自己和堂吉诃德的相似之处。那是用一种难以理解的执拗，同心中的假想敌做着斗争。只不过，堂吉诃德面对的是巨大的风车，而陈国坚面对的何尝不是诗歌翻译中那些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投入一生，做了这么一件辛苦的事情，陈国坚却乐在其中。当他听到和看到他的译作使西班牙读者、尤其是诗人和学者爱上中国诗歌，爱上李白、杜甫、陶渊明时，他认为得到的，是金钱无法相比的极高补偿。

　　陈国坚相信，诗歌是爱恨情仇真善美的真实表达，是灵魂与激情碰撞的产物，只要有人，就会有诗;而他所做的一切，就像《堂吉诃德》中的那句名言：“当我的这些事迹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