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了一年研究生后，张芸放弃了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学术道路。但是离开学校后，张芸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知道一定要做跟文学有关的事情。此后几年，她过上了“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主题”的生活：成日读书，做一个饕餮的读者。

     从自己漫无目的地阅读，到在博客上写文章分享读书心得，给国内的杂志介绍国外原版书，再到翻译英语小说给国内读者，这一切始终都没有偏离张芸的初衷：渴望将自己喜欢的东西与别人分享。不知不觉，身处美国的她仿佛成了一座沟通国内爱书人与国外文学的桥梁。

如果一辈子可以什么都不干，只是看书

      报考大学时，张芸心中最理想的专业和学校是北大中文系。但是那一年北大中文系在浙江省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两个，张芸觉得自己的成绩没那么保险。不学中文学什么呢？她觉得语言和文学总是想通了，索性选一门语言作为专业，况且她那时候“对学外语有一种盲目的兴趣，觉得多懂一门语言好像挺得意的”。中学学过了英语，那么大学里就学德语吧，就这样，张芸成了北大德语系的一名学生。

      四年本科结束后，张芸来到美国进修德国专业研究生，但是逐渐地她却发现自己离一开始想学的东西越来越远了。美国的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院更注意的是哲学和文化理论，张芸跟着课程读了很多康德、黑格尔，反而几乎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在美国读文学文本的是创意写作专业，而张芸所学的专业，走的是上读完研究生读博士，选定一个方向持续钻研下去的学术道路。“我对文学的兴趣更泛一些，看到一个作家觉得新奇都会想去了解，没有办法非常集中在某一方面，这对我而言太枯燥了。”读了一年研究生之后，张芸选择放弃了学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下了贼船”。

     在美国张芸结了婚，丈夫在那里读书，奖学金足够两个人生活，张芸一边“陪读”，一边想着自己今后该做什么。她也想尝试学点实用的东西，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只想做跟文学有关系的事情。她处于一种半是闲散半是寻觅的状态里，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她所在的大学图书馆里有着藏书丰富的东亚图书馆，里面的中文书可能比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读到的还要多。还有社区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之丰富，想借的书基本上也都能借到。张芸还喜欢四处去二手书店淘书，从那些堆满书的“乐园”里，一下子抱回家三十本书。

张芸在加拿大门罗书店前

      就是在那段时间，张芸在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当时博客刚刚开始流行，张芸的博客就像一个读书笔记本，除了读书和看电影的心得，就是淘书的经历。“我不喜欢写自己的故事，而且我的生活也很平淡，基本上每天就是读书。”一位学理科的朋友对张芸说过一句话：“读完一本书不写读书笔记，就相当于做完实验不写实验报告。”张芸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每看一本书就记下来，留待将来随时唤醒读书时的记忆。

       她在那段时间的博客里写道：“如果说一辈子可以什么都不干，只是看书，这样的生命也可以算是充实，起码比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睡觉，过着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过的日子，快乐充实得多。”

      最初张芸的博客写得很随意，零零散散的心得，随心而发的感触，就像她自己所说，“在网上看到别的blog，会觉得自 己的这个blog乱七八糟的，没有标题，也看不出每篇的主题，什么都没有，只有乱七八糟的文字，有点像我现在的生活， 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特别要去奋斗的目标，只有一种懒懒散散的enjoy。”张芸“享受”着与书为伴的生活，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自己想要的方向。

编辑的一句话仿佛让张芸开了窍

      懒懒散散地写了两三年，张芸逐渐从阅读中文书为主，到大量阅读英文原版书。她的读书笔记也渐渐成型，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和写法。在朋友的介绍下，张芸开始为国内的杂志撰稿，在诸如《优雅》、《南都周刊》、《书城》这些杂志上，介绍国外的作家、原版书和文坛动态。博客的访客也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国内许多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

      经一位杂志编辑的介绍，张芸认识了当时还在九久读书人工作的彭伦。彭伦是外国文学工作室的编辑，除了策划引进外国文学作品，自己也进行文学翻译。彭伦先前就看过张芸的博客，知道她生活在美国加州北部，当时彭伦手里有一本迈克尔·翁达杰的《遥望》，故事就发生在加州北部。张芸刚好想尝试翻译，彭伦就把这本书交给了她。

      说不上来是哪一刻张芸萌生想要翻译的念头的，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她一直迷恋这个过程。大学课堂上有过一些德语的翻译练习，她也兼职做过一些商业方面的翻译。刚到美国上大学时，张芸的英语还不是很好，但她主动接了一个把生物系的德语文献翻译成英语的任务，“当时胆子很大的，那时英语其实很糟糕，竟然敢接，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吧” 。

迈克尔·翁达杰，加拿大作家，生于1943年，著有《英国病人》《阿尼尔的幽灵》等

      接下《遥望》这本书的翻译，张芸说自己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翁达杰的小说并不好读，充满了诗意，因而也有些晦涩，张芸第一次读完英文版，还有点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彭伦让张芸先试译了3000字，然后帮她修改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张芸觉得自己当时试译得蛮糟的，但她还是得到了最终的翻译机会。

      翻译第一本书给张芸的感受是“痛并快乐着”。翁达杰的语言比较“硬”，翻译过来容易显得生涩，甚至诘屈聱牙。彭伦帮张芸修改了一部分后，说了一句话，让张芸感到至今都受用：“翻译就是把英文的意思看懂了，然后用中文说出来。”这句话仿佛让张芸开了窍，她才意识到摆脱亦步亦趋地跟随原文语句之后，很多对应的中文日常用语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如今翻译时，她还会经常想到这最简单的一句话。

   “快乐”来自于小说自身的魅力。《遥望》三分之二的故事设置在加州北部，那是六年来张芸一直居住的地方，书中许多熟悉的地名，打开了张芸脑中一个个记忆的匣子。旧金山街头的咖啡馆，加州中部广袤的大平原，葱葱郁郁的内华达山脉，淘金留下的荒凉鬼镇……翻译时张芸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其中。译完初稿，张芸才觉得自己真正走进了这部小说。“翁达杰奇妙的文学魅力给人的震撼和冲击，不是惊涛骇浪，却如涓涓潺流，渗透到心里，无法忘怀”，张芸在译后记中写道，“《遥望》对我而言是一个探索不尽的迷宫，虽然曾经逐字逐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但它的神秘感从未因此消失或减少。”

     《遥望》交稿后，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审稿的编辑都觉得翻译得还不错，张芸心里也有了底。没闲多久，新经典文化的编辑在博客上看到了张芸写的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奥丽芙·基特里奇》这本书的书评，留言说新经典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张芸主动提出了翻译这本书。原来国内很多出版社的编辑都看过张芸的博客，这让她很意外。接下来张芸翻译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基本上没有间断。

遇到无条件信任你的作者，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因为身在美国，张芸经常有机会见到自己翻译作品的原作者，有时这些作者会到张芸居住的城市宣传新书、举办讲座，国内的一些杂志和出版社还会邀请张芸去做作者访谈。

科伦·麦凯恩，1965年2月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后移居美国，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翻译科伦·麦凯恩的《舞者》时，麦凯恩正好到洛杉矶做一场读书活动。听完麦凯恩的演讲后，张芸拿着书排队找他签名。张芸告诉他：“我正在把你的《舞者》翻译成中文。”麦凯恩当即把自己的电邮写在纸条上，贴在了张芸找他签名的书上：“翻译时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就这样，张芸开始和麦凯恩在邮件上交流。

     “麦凯恩是一个很信任译者而且给译者很多翻译空间的作者。”面对张芸在翻译中的疑问，麦凯恩通常会解释自己的文字，但他会强调语言的节奏更重要，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依照原文，只要翻译出文字的节奏和气韵。张芸说，这方面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对译者要求极其严格，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能改。“麦凯恩会无条件地信任你的翻译，但是作为一个译者碰到这样的作者无形中会有另外一种压力，他既然这么信任你，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后来张芸受彭伦之托去麦凯恩在纽约的家中采访他。麦凯恩特意关照张芸是几点的飞机，到机场要多长时间，帮她算好时间以免误飞机。麦凯恩是喜欢表达和分享的人，“有些作者是比较沉默寡言的，有些作者是喜欢侃侃而谈的，麦凯恩就属于后者，采访他你不用担心冷场，很轻松，没有压力。”在麦凯恩的家里，俩人聊了很多，麦凯恩还问张芸，他的新书《飞越大西洋》是不是依然由张芸翻译。张芸那时还在翻译另外一本书，但是跟麦凯恩的这一番交谈，让她决定把《飞越大西洋》也接过来。这本书成为她翻译过的书中很难忘的一本，它荡气回肠，“你会被这部小说所震撼，翻译完感觉里面人物的故事都没有完，好像那些故事还会继续演下去，那些人物的声音还在耳朵里回响。”

      2009年，张芸读到科尔姆·托宾的新作《布鲁克林》，喜欢上了这位爱尔兰作家。在博客上张芸谈到这部作品，“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细节，用自然朴素的语言，诠释出细腻的情感和微妙的处境，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前，张芸邮件采访了托宾。不久，托宾到中国参加活动，张芸刚好回国，在香港遇到了托宾，然后作为他的讲座翻译，陪着托宾来到广州和深圳。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作家，生于1955年，著有《大师》《黑水灯塔船》《布鲁克林》等。

      人们常说“人如其文“，但张芸眼中的托宾却完全是一个反例。托宾的小说“常常静得出奇”，张芸在文章里写道，“静在人物都倾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几乎从不有酣畅淋漓的爆发，静得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高潮，甚至好像都没有‘事’发生” 。现实中的托宾幽默风趣，亲切随和。张芸带了一个大号的旅行箱，上火车时，本来是彭伦要帮张芸搬箱子，但托宾却抢在前面把张芸的箱子搬上了行李架。坐定之后，托宾问张芸：“你看见刚才是谁帮你搬箱子了么？”“看见了，非常感谢，”张芸说。“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年过半百的托宾这样说，张芸被逗乐了。在饭桌上托宾也经常会讲笑话把人逗乐，他还会拿着他那副从中间开合的眼镜，对着摄影记者的相机摆出搞怪的姿势，会在朗诵会上为活跃气氛，演唱他作品里写到的一首歌。张芸记得托宾说自己“不喜欢摆酷，既然大家一起在一个社交的环境下，那大家都应该随和友好。”

       张芸和托宾一直保持着往来，她为国内媒体的托宾专栏翻译托宾的文章，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便发邮件给托宾，有时十几分钟后就会得到回复。后来她翻译了托宾的小说《玛利亚的自白》，还有一本托宾的文艺评论集即将出版。

英美文学国内翻译得很多，但大部分翻译完就没有声音了

      在美国，张芸平衡着英文原版书和中文书的阅读。她认为语言像其他的功能一样不进则退，在几乎没有中文语境的情况 下，要想保持中文语感，唯一的途径就是阅读，一两个礼拜不读中文书，翻译的时候就会感到生疏。她说人们总是强调译者中文要好，但其实对于翻译更重要的是阅读理解。“我觉得阅读理解不是说用字典把文章里所有词都查一遍，就能读懂它的意思，而是需要在一个语言环境里面，才容易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张芸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英语的biscuit，字典里它的中文意思是饼干，但如今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它指的是肯德基里的小圆面包；而Liquor store，在美国指的是卖酒兼卖杂货品的小超市，国内一些译者会把它翻译成喝酒的酒肆。这些在美国融入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在国内却常常要靠猜测和想象。

       张芸翻译的都是当代的英语文学，它们更没有距离感，但也更缺乏认可度。读者更信任那些已经进入经典行列的作家，对还在世的作家了解有限。张芸相信像迈克尔·翁达杰、科伦·麦凯恩这样的作家，虽然在世，但一定有成为经典的潜质，甚至已经是经典作家了。“这也就是需要翻译的地方吧，因为我们不能只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英美文学，也需要读当代的英美文学，所以才需要翻译的工作，然后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除了英美，英语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也不乏珍宝。张芸心仪很多爱尔兰作家，也翻译过很多，她觉得爱尔兰文学“很安静，很日常，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又有一些复杂的、暧昧的东西，百转千回，会很打动你。”但爱尔兰文学比起英美文学来说出版更少，更为小众。“慢慢来吧。”张芸说。

   “其实英美文学国内翻译得很多，但大部分好像翻译完就没有声音了。”张芸回国逛书店的时候发现，很多她在国外读到的原版书都有中译本，但谈论它的人却很少，引进的作者很多，但真正建立读者群的并不多。张芸觉得出版社应该对作者更在意，而不是只在意作品，常常一个作家的一本书获奖了，出版社就争着买着一本书，也不去关心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我觉得最好是一个作者能够有一个出版社一直出下去，这种文学作品往往不是能一夜成名的，可能需要更多一点耐心，花多一点时间去培养读者基础。”

     张芸翻译的书很少有一夜走红的畅销书，但她自己不太留意书的销量。“做文学都是很清苦的。”翻译的稿酬不如给杂志写稿，但写一篇稿子，大家读过后一两个星期就忘记了，一本书翻译完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这本书本身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然后你的翻译又是好的翻译，这本书它就会存在下去。”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是谁？

张芸：就说我读得比较多的吧，因为我只懂英语，德语能读一点，别的语言的书我就要去读中译本，我很喜欢的法语译者是袁筱一老师，只要是她翻译的书，基本上我看到的话都会去读。还有意大利语译者沈萼梅老师，她翻译了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塔布齐等人的书，我读了也很喜欢。但是其他英美方面的因为我读中译本比较少，也不太了解，所以也说不上来。

界面文化：你觉得翻译是侧重直译还是意译比较好？

张芸：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直译和意译，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有一点像走钢丝，要让翻译做到既忠实原文意思，同时又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而且能够流畅地阅读的，不会给他们的阅读造成困难和障碍。

界面文化：现在你最想翻译的作品是什么？

张芸：其实很多，比如爱尔兰有一个小说家叫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我最近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精选集，还没有出版，我还很想翻译他的一些长篇。他被誉为乔伊斯之后爱尔兰最杰出的小说家，在国内好像还没有得到译介，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介绍更多他的作品到中国。

界面文化：当一部译作出版之后，是否会担心有人来挑错？

张芸：倒不至于担心吧，因为如果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或者疏忽、粗心大意的地方，帮你挑出来，如果以后重版就可以改过来，这是好事情。我觉得挑错是为了把这本书变得更好，而不是去伤害这本书。翻译是一个很细致的事情，总是难免会有疏忽的地方，一本翻译的书也要经过编辑审稿，一遍一遍地过，但是即使这样过了很多遍，也可能有疏漏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些挑错只是因为这样一两个疏漏而去否定这本书的话，这样子就伤害了一本书。当然我们希望把这本书做到完美，所以说挑出来的错以后经过重版可以把它更正过来，那就是好事。

在英语里有一个谚语叫“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乱扔石头”，我记得村上春树把这句话改了一改，他说“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知道不能乱扔石头”，因为村上春树自己也做翻译，就是说做翻译的人就相当于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知道不能乱扔石头。其实我以前在读翻译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句话译得不对，译得不好，或者怎么译得那么生涩、那么僵硬，可能自己做了翻译之后会发现这里面的难处和甘苦，这也是我做了翻译之后的一个态度上的变化。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元的稿费？

张芸：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定的说法，要看译者和出版社之间的协商，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吧。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稿酬是多少才合理呢？

张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知道翻译稿酬很低，但我不了解一本书的成本、售价，还有这中间的盈利，所以我不能妄言到底稿费要多少才是合适，只能说翻译稿费确实很低。我相信要靠翻译去维生可能很难，这就是一个现状，只能说译者尽量坚持，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稿酬和自己的利益吧，但是首先译者得有好的翻译，才能去跟出版社谈。首先还是要保证你的翻译是合格的，甚至比合格更高的。

界面文化：你对于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张芸：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我有时候会想老一辈的那些译者，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网络，就要去查百科全书，对我来说那个所需要花的功夫是无法想象的。现在遇到一些陌生的专有名词、地名，只要用谷歌一搜，大多数都能搜出来，或者有维基百科可以查，所以我觉得绝对是方便了很多。举一个例子，我在翻译爱尔兰小说的时候，比如说里面出现某一种船的名字，以前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对它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感性的认识，现在的话只要上网一搜索，然后点一个google image，它的照片就出来了，这个对翻译也是很大的帮助。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正在分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张芸：我觉得一直都存在，因为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语言风格，畅销小说或者类型小说它的语言跟文学小说的语言就不太一样，如果是专业术语，或者是外交语言，那都是不一样的。

流行文化说到网络字幕组，我看过一些，翻译得挺有趣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语言文化，因为它用的都是一些网络语言，它本来就是在网络上传播的，它用的那些网络语言刚好能够推动它的传播。有时候我也会看一看这些字幕组的翻译，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和灵感，如果我要翻译一个比较生活化，用现当代那种facebook、twitter语言来写的小说，我可能会用到这些。语言是一个太丰富的东西，作为译者可能就像海绵一样，要不断地去吸收，哪一天它就会用到，可能不是眼下立刻用到，但是肯定有一天会用到。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要自己制造一些新词？

张芸：有时候会有，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尽量不用，但是如果中文里没有可用的表达去对应的话，那就必须制造新词，视情况而定。

译作展示

《遥望》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张芸：《遥望》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它的美不在于几个漂亮的句子，而在于整体的叙事脉络。让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遥遥相对，寻找彼此的影子与回响，这种映射不止发生在《遥望》里面，也延伸到文本以外。翁达杰说，如果有哪个人物令他忘不了，继续激起他的兴趣，那么他会把这个人物放到下一本小说、另外一种不同的文体里。例如，“《遥望》里拉斐尔的父亲，他神神秘秘，总是不断改变自己的名字，企图摇身成为另一个人。”是因为忘不了《英国病人》里的意大利小偷，所以让他走进《遥望》成为拉斐尔的父亲吗？这个神秘、不断变换身份的父亲，会在翁达杰以后的作品里再度现身吗？《遥望》开篇圈在括号里的让·热内与“伟大小偷的风度”，只是莫名无端的插入语吗？这些奇妙的疑问，正是这本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飞越大西洋》 科伦·麦凯恩 著

张芸：《飞越大西洋》大概是麦凯恩迄今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书的第一卷记述了历史上三次有明确记载的真人真事，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飞越大西洋之旅，1845年美国倡导废奴运动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访问爱尔兰，和1998年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到北爱尔兰主持和推动和平谈判。第二、三卷转入描写四位虚构的女性，莉莉、艾米丽、洛蒂和汉娜，她们是流着一脉血液的四代人，因历史的巧合，串联起了小说第一卷里的三件大事。但换个角度，或在更耐人寻味的层面上，第一卷里的三组真人真事也许只是陪衬的背景，作者用大人物和大事件穿针引线，叙述了一个爱尔兰家族的百年历史。这部小说犹如一扇折叠的屏风，将真实的事件与虚构的人物平等并置，组合成一幅虚实难辨的画卷，透过对“何谓真实？”的叩问，向公认的历史发出质疑，“谁属于历史？谁拥有述说历史、回顾历史的权利？”

张芸：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欧洲的绘画和雕塑里屡见不鲜，可是在文字领域，除了圣经里的只字片语，除了宗教性的研究著述外，几乎没有作品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刻画过这位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母亲，这一空白触动了小说家托宾的创作渴望。在作品《玛利亚的自白》里，他把想象力投向一对最神圣却又最神秘的母子，玛利亚和耶稣，直接通过玛利亚之口，让一向以沉默温婉形象示人的圣母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聆听一位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回忆和追述儿子如何惨遭杀害的故事。这虽然看似是一个具有浓厚圣经色彩的故事，但在人肉炸弹、自杀性袭击、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暴力悲剧依旧存在的今天，在世界的多个角落，仍然有眼看孩子去送死的母亲，她们承受着和玛利亚类似的悲痛或怀疑，托宾的《玛利亚的自白》，透过对宗教故事的重述，道出的是当代母亲隐匿的心声。

译者简介

张芸，文学学士，自由译者、撰稿人。译有《遥望》、《猫桌》、《舞者》、《飞越大西洋》、《圣徒与罪人》、《玛利亚的自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