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五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法语译者袁筱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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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阴雨天下午，与袁筱一在约定的华师大逸夫楼咖啡馆见面，她的头发干净地盘在脑后，说话时嘴角微微翘起，仿佛总有忍俊不禁之事，有点俏皮，又有点“置身事外”。 她声音不高、态度平静地讲述着，偶然还把自己逗乐，回忆起过往，她自嘲地说，“我一辈子都在走弯路。”

袁筱一有着令人称羡的履历：16岁考上华师大法语系，18岁凭借法语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兰西青年文学大奖，本科毕业后在南大法语系任教，同时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就当袁筱一已经有了一些学术名声，她的课也很受学生们欢迎的时候，她的人生却有了一次大转折，她决定辞去教职，反而去了家乐福市场部上班，这一突兀的转折像是一个谜，一次古怪的自我流放。四年里，她完全放弃了学术，却没有放弃翻译。

对袁筱一来说，翻译，意味着可以“不负书写的责任，不冒险地跟着别人走”，非常符合她“有点偷懒”的天性，她相信碰到哪个作者、跟着谁走，将自己完全托付给谁，也都是偶然，如同一场“爱情”。她也发现，“爱”这个充满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也难免“欺骗”、“背叛”和“绝望”，在研究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她也与之抗争和辩驳。

翻译对袁筱一来说，最初是媒妁之言，然后“爱”得热情澎湃、笨拙真诚，到现在爱得“不太费力”、“不着痕迹”。如今，她已经翻译了两百万字的著作：由最初相遇的勒·克莱齐奥，私人书单上的杜拉斯和昆德拉，到现在伸向了更为广阔的作者群，从法国当代文学跨越到社科、非虚构等领域。

“十八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绝望？”

袁筱一生于南京，10岁起开始学法语，读法语小说，听法国音乐。她喜欢法国的酒和玫瑰，她第一个去到的法国小城，是南部盛产玫瑰的图卢兹。可以说，她是在法语文化的浸润中长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袁筱一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法语系。因为法语底子好，大学头两年没事干，她要么跑去图书馆看《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要么逃课躲在宿舍里“小资味十足”地看小说，读的多是昆德拉、杜拉斯或是“重新被海外炒起来”的张爱玲。她一见钟情地跳入杜拉斯建构的“绝望爱情”中，后来她曾多次引用《情人》中快到结尾的段落：

“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

这种明明不希望消失却知道一定会消失的爱情，还有那无可挽回、一切注定的感伤气氛，与袁筱一青春时的经验相契合，“我甚至毫不犹豫地将她选择为自己的青春标签”，她回忆说。那时候，她也处在“自己所设的绝望臆想之中时，经常坐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想象着太平洋的潮水每年一次的涌向海岸，吞没农田。”从王道乾译的《情人》再到杜拉斯的法文原作，她不可收拾地一路读下去，现在仍然能够感受当初“双手潮热、心砰砰直跳的感觉”。

法国作家杜拉斯

1992年，袁筱一18岁，她第一次用法语写的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赛第一名，法国人都排在了她身后。这是一篇使用第一人称以男性视角写就的小说，“我”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惠”绝望地找到我，她怀了孕，恋人是有妇之夫；“我”和“惠”结为名义的夫妻，最终“惠”难产而死。

“我们原本属于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忠于真理，真理欺骗我们，忠于爱情，爱情毁灭我们”， 袁筱一在这篇小说里写道。因为获奖，她受邀去了巴黎，当她在塞纳河上坐着游船，眺望巴黎的繁华美景时，感觉“犹如身处梦境之中”。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用法语写作并且还得了奖实属罕见，《黄昏雨》由袁筱一自己翻译成中文后发表在了《青年报》上。比她高十几届的中文系学姐、当时的广播电台记者陈丹燕读到后非常惊讶，“18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绝望？”这种绝望吸引了陈丹燕，她跑去采访了袁筱一。

面对陈丹燕的种种提问，袁筱一只是嘻嘻地笑，她不认为自己有多绝望，或是有什么心理创伤，有时干脆以沉默作答。“陈丹燕对我是好奇的。因为她那时自己也写东西，肯定想看一下外语学院的女生用法语写作是什么样的。但她那时候写的人物，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人物素描，跟她笔下的青少年形象更相近。”3、4年后袁筱一才看到这篇访谈，对访谈里的内容感到非常“吃惊”，因为陈丹燕笔下的她更像是内心冲突强烈、悲伤过度的小说人物，而并非她本人。

从媒妁之言到谈情说爱

本科毕业后，袁筱一进入南京大学任教，一边读研究生，成为导师许钧门下第一个博士。“我是个懒惰的人，从硕士到博士，这是一条现成的道路，”袁筱一说。

她的翻译生涯就是跟着许钧念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1994年，袁筱一参与翻译了勒·克莱齐奥的《战争》一书。对她而言，最开始的翻译更像“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不作声地接近”。彼时，这位法国作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影响也并不大。但是在法国，勒·克莱齐奥是长销书作者，曾被法国的《读书》杂志选为“当代（仍然健在）最重要的作家”。

袁筱一渐渐在翻译中发现了自己的“爱”。“爱”的意思不简单指她对于翻译本身热烈的爱，而是指她将翻译比喻为与作者相遇、将自己托付、并且交流呈现出的动态关系，就像一场爱情一样，不过是“爱”就会有“背叛”的风险。1997年，刚开始翻译勒·克莱齐奥《流浪的星星》时，她正在一座江南小城里开会，一人在饭店吃饭，“忽然瞥见窗外的梧桐，雨滴凝在叶间，在半明半暗的天光里一闪一闪”，这个瞬间，她感到自己接近了勒·克莱齐奥的“寂寞”，感觉“爱”在“若即若离间带着一层惆怅”。

克莱齐奥的流浪历程，让袁筱一“心有戚戚”：他出生于英法双语环境，7岁前往去非洲尼日利亚寻找父亲，一生都在旅行。袁筱一有点感同身受地认为，“克莱齐奥离开、流浪的历程，其实也是回家的方式”。翻译《流浪的星星》让她“把自己的心整个儿放进去了”，在与作者的融合中，她了解到翻译不光是一种对照、一种技艺，而是一种融合性的存在，这个过程即是，“为文字的力量所俘获，并无条件地将自己的文字交付给作者”。

法文译者、南大教授赵瑞蕻（1915-1999）

那个时候袁筱一见到了翻译家、《红与黑》译者赵瑞蕻。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袁筱一骑着自行车，在赵家院子里一棵老石榴树下停下，她看见了赵瑞蕻，“有很好的笑容，很好的温和而明慧的眼睛”。赵瑞蕻完成中国第一个《红与黑》中译本时（1944年）年仅30岁，而今50余年过去了。袁筱一记住了赵瑞蕻总结的翻译信条，“要以信为主，要用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要恪己，努力向著作者的风格靠拢。”

在南大的六年，袁筱一的私人书单里，18岁时读过的杜拉斯的“影子”从未远离——它不再停留为单纯的青春标签，而是融入她的生活，塑造她的写作，并参与建构她的世界。虽然袁筱一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选错了青春读物，甚至有意识要离杜拉斯远一点，因为杜拉斯的“绝望”会让她对疼痛更加敏感，对爱情的结局更加清醒，并加深了年轻时那种“无缘无故”的感伤。

1997年，袁筱一再一次来到巴黎，作为交换生这一次她住了几个月。晚上她住在由修道院改造而成的宿舍里，白天自由地注册课程，她还喜欢去国立图书馆看书，喜欢“那种掺杂着腐朽气味的金碧辉煌，那种梦想虽死激情仍在的感觉”，在“那盏小小的、绿色的台灯照耀下，”她看到了杜拉斯的《情人》的法文原版。在异国的惆怅也是杜拉斯式的，一次在漫天大雪里，她摔了一跤，爬起来边走边哭，但却并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她说：

“年轻时候可能有的各种压力，比如读博的压力、感情的问题，但悲伤不一定有什么原因，伤害很有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换做现在，经历了同样的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感伤。”

从巴黎回来后的第二年，袁筱一和黄荭合作翻译了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这本书虽然不是杜拉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可以体现出，“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对袁筱一来说，这是“一种了结18岁的震撼和喜欢”的方式。此时距离18岁一见钟情爱上杜拉斯，已经过去了6、7年，经历了对杜拉斯的热爱、影响和一点犹疑之后，她要重新接受杜拉斯，并把她当做一个翻译对象。

从阅读译本、阅读原作到翻译原作，袁筱一体会出杜拉斯独有的语言特色，“杜拉斯其实是法语的破坏者，这和她在越南的成长经历有关。她的句子很短，空间很大，不用太在意理解的准确性。对于非法语母语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好读的。如果句子长而精确，要理解的难度就变大了，对于翻译来说也更加耗费精力。”

不久之后，袁筱一开始翻译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她认为自己“不可实现杜拉斯的生活”，但能够把握其中的经验，关于“沉痛、抗争、无奈，或者还有爱，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当耗时一年译完这本长达五十万字的传记，杜拉斯的形象也完整地浮现出来，她野心勃勃、经常撒谎、视钱如命……袁筱一感到疲惫不堪。

出走，打破幻象和自恋

1999年，袁筱一拿到博士学位，译完了《杜拉斯传》，她做出了一个令周围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去教职，去企业找份工作。现在网上仍然流传着她当年的学生的帖子，怀念不到25岁的袁老师边打哈欠边用红色指甲翻着书页，或者上课时间带着学生在校园里四处游逛。“跟那时比，我现在肯定是个好老师。”袁筱一笑着说，“但当时我觉得很无聊，根本不知道要教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学校里。如果那时候不走，我就永远都不会走。”

这个决定看起来太过突然，其实来自袁筱一对于学术生活的反思——当时虽然发了不少文章，她却不太喜欢按照条条框框的要求来做研究，同时她在更深层次地思考人生 “何为幻象”“何为本质”。

“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能得到这些？25岁，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到30岁，所有的目标就都完成了。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得到这些？这是命运吗？这是偶然吗？我更愿意说服自己命运的关头是偶然起的作用，这样可以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很多人，在学校的人、想要创作的人，都对于生活还保有幻象，对文字和才华都太自恋，这个自恋是不好的，会让你达不到那个虚拟的自我期许就会垂头丧气。所以想要打破幻象，换一个别的路试试看。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生活在别处的。”

“我换了一条路，我的打破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黄昱宁是被生活保护得特别好的人，她现在开始写作。我19岁开始写，后来就不想写了。我跟她是不同的。”袁筱一说。

为了“自绝后路”，她拎着两个箱子到了上海，寄居在一幢高层的房子里，“为自己做一点饭，然后看看报纸和杂志，在上面圈出我可能去做的工作……报纸和杂志，为的不是文字，而是文字在零度的时候最基本的一点信息——书被圈到了自己的世界之外”。

之后，袁筱一进了上海家乐福总部的市场部，主要就是在办公室里做企划，她觉得待遇还蛮好的。离开学术和读书的圈子，在企业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她感到一丝没有“执着于学术”的庆幸。“当我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出现时，之前积累的所有虚名都没有了，这会产生一种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是有必要的，这是对于人格的一种完善，但是过早完善也不好，因为可能让你丧失一切激情。”然而，这种庆幸感很快就变得“复杂”，再也没有什么书可以让她产生兴趣，“日子越过越淡，文字的色彩也越看越淡，白花花的一片，没有爱情故事，没有那种快要发疯的感觉。”

米兰·昆德拉

她脱离了学术圈子，但仍维持着文化和翻译圈的联系，坐在办公室时，她有点“不务正业”地做点自己的事——翻译。她经常在朝九晚五的时间里“走心两个小时”翻译点什么，同时还边跟同事聊聊天，被市场部的秘书小姑娘嘲笑“玩文字像是打毛线”。 袁筱一说，“要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走心的工作太累了，这个平衡刚好”。

就是在这个阶段，袁筱一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之前她是昆德拉的读者兼反对者，她反对他的“翻译是背叛”的理论。对这时主动寻找别处生存、处在人生空档期的袁筱一来说，这本《生活在别处》像极了她生活的一种比喻。 “这是一部关于青春、革命和理想的书。无论自己在青春时代经历过什么，借助这部小说回望，或许都是最残忍，可也最真实的一种方式。”

做了4年的办公室工作，她感到自己无法沿着这个轨道继续下去——做店长是不符合她的志趣和专业的。正好这时，她的老师从华师大向她发出邀请，她觉得回归校园的时机成熟了。“经历了企业以后，我再也没有生活在别处的想法，而从能力判断上来说，我认为回去做老师还是比较轻松的。”

回归，“翻译融入爱中”

回到华师大后，袁筱一同时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当代法国文学，另一门是翻译理论，“我在一门课上讲法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个个案带给我的欢愉、背叛、抵抗和疼痛”，另一门课上讲自己的欢愉、背叛、抵抗和疼痛。”她发现离开几年，翻译理论已经变了，彻底进入“后现代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她对于那些翻译理论中新近流行的“差异、碎片和陌生化”词汇，感到非常敏感和抵触，但她也明白了，她要摒弃曾经拥抱过的“爱”，将“翻译”看成一种与原作具有“差异的舞蹈”，一种契约，“不喜欢的作品一样可以完成”。

但是袁筱一译的作品仍然与“爱”着不可割断的联系。翻译《法兰西组曲》对她来说，是一次朝向古典叙事方面的回归。此前，她主要翻译那种“读者不喜欢读”的当代小说。这本长达一千页的小说，包括五部彼此独立而又有联系的作品，作者是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俄裔犹太籍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书中那种跨越国族的爱让她焦虑，也让她惊喜。其中的一部《柔板》讲述德国中尉走进法国女人家，为女人弹起自己写的曲子。翻译到这里，袁筱一陷入“无法形容的焦虑”之中，因为无法预知这个爱情故事会怎么结局，如何解决个人和集体，唯美的爱情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翻译薄薄的《致D情史》时，袁筱一正在去法国的短期旅行中，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阳台，上面是白色的塑料桌椅，她在房间小书桌上，读完并且翻译了最初的两千字，翻译的场景和书中的景象有些相似，“外面开着初夏的花儿，早晨的空气还有些凉，但是白天可以有非常艳丽的阳光。几乎就是书里描写的最后二十三年时光了。” 在此之前，她并没有看过这个作者的任何作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只是为封底的几行小字感动，“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魅力、优雅、令我心动。”

年轻时的安德烈·高兹与妻子多莉娜 

译完最初的两千字后，袁筱一却有些犹豫起来，犹豫并非针对文本的意义——这样一则私人的爱情故事，也并不是它浪漫主义的写法，而是对爱情的看法，她自认为那些年已经看透“爱情”的实质，又如何能投入这样一本视爱情为人生本质的小说？这本书的爱情开头几乎和所有的爱情一样，接下来的发展却与众不同，“文学里的爱情从来都没有继续，因为继续不下去。”是D的爱情为高兹提供了“避处”，而他们的爱情中最重要的不是两个人的陪伴，而是两人共赴另外一个世界——写完《致D情史》，高兹和重病缠身的妻子D双双自杀，这是“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一年后，结束了这本书的翻译，正是弥漫着桂花香的上海的秋日，她决心相信，“爱的岁月是可以随着记忆和文字永在的。”

回顾过往和走过的弯路，袁筱一说，“如果我走上另一条道路，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体验，但是比较适合我的，还是翻译。”终于，翻译这种“平起平坐”的爱，随着时光的流逝，由“激情热烈”转得更为“不着痕迹”。最近5、6年，她渐渐觉得，翻译应该不服务任何人，既不绝对服务于原作者的旨意，也不服务于译者的书写欲望，“翻译是在一定的空间里有规范的操作”。现在看到当年的翻译作品，她发现它们的用力过猛之处，但仍然觉得，“那是一种真诚而笨拙的尝试。”

袁筱一对翻译作品的偏好也渐渐发生了改变，比起当代法国文学，如今的她更愿意选择翻译非虚构和社科著作，比如她正在翻译的《平等社会》。“我想和当代的小说保持距离，因为突然之间，我不太能够判断它们的价值，当代的所有的文学和语言的尝试，可能都已经穷尽了，”袁筱一说。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翻译前辈是谁？

袁筱一：傅雷是没法超过的。随着年纪增长，我对傅雷的翻译能力有了更深的认识，必须承认他是最伟大的译者之一。我也做了很多法国文学项目包括学术史研究，我发现，傅雷作为一个译者其实代表了一代人——从个人命运上讲，他成长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翻译家；但就他的翻译方式、经历、对翻译的认识还有文笔译笔而言，是有一批这样的译者的，他们都是在新文化影响下，用新语言翻译，并将翻译语言融入了现代中国写作的一代人。

前几天我在读《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这是南大范希衡老先生的译本，我发现他跟傅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是他们各自的道路不同，范老师以学院任教为生，傅雷以翻译为生。现在能超过这批人的还很少，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和译作很可能被忽视了。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更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袁筱一：直译和意译不是方法。没有人可以直译到底，也没有人能意译到底，这更多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从这个认识来讲，我是直译，翻译是“译异”，把译语因素消除，那就是中国文学。这不像讲外语是为了“同”。如果世界上都是同一种语言，那需要翻译干嘛？所以不能随便地对待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不同的东西。任何一种语言不经过翻译的冲撞和开发，潜在的可能性不会被挖掘。翻译“异”才能开拓文化和语言的可能性。

界面文化：你最想翻译的作品是什么？

袁筱一：不太有，以前想翻巴塔耶，现在看到一本书、一本传记会喜欢，但想翻译的念头可能很快就湮灭掉了。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袁筱一：不担心。忘了谁说过，最伟大的译者也有睡着的时候。翻译有时不就怎么就看错了一行，把一个词看成另外一个词。有很多人给傅雷挑错，他也有硬伤，虽然他犯错率很低，在那么有限的查证的条件下，傅雷能够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他有错并不能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译者。我希望有人可以讲我有什么错，那么下一版可以改过来。当然有一些意见我不见得同意。而且，批评者也是有立场的，永远是在既定的立场下做出的批评。因此，具有标杆意义的译本是不存在的。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袁筱一：说实话，我可能会得罪许多译者。一方面，我很理解出版社，知道能够他们已经给了能给到的稿酬。当下出版乱象丛生，书本身价格低、出版物又多，对于译者只能这样了。另一方面，给多少钱才对得起译者？傅雷可以靠翻译的稿酬生活，每天就翻译五百字、一千字就足够了，《青年近卫军》一本书的翻译稿费就能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我想，没有一个出色的译者是为了买一栋房子来翻译的，如果你想买房子，就不要翻译了，因为现在不可能，连一个欧洲的原作者也做不到。也许日本的译者是世界上翻译稿酬最高的，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在文学翻译上的产出越来越少。

中国的出版业既不是真正的市场选择，也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市场化，大概很多出版社就倒掉了。所以，如果一个译者愿意翻译，稿费是千字六十，还是两百、三百，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反过来也要问，现在译者翻译的态度怎么样？译者可以自问是傅雷吗？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袁筱一：在一般图书的印数情况下，版税和稿酬的钱差不多。现在有出版社高价请人翻译世界名著，这说动不少译者，但我是非常拒绝的。重译大部分是没有意义的，除非真的有实验性的翻译。重译《悲惨世界》之类的，可能稿酬对得起你的生活，但是我不感兴趣；如果是我愿意翻译的东西，你出高稿酬我也不会拒绝。我但愿译者都有这样的意识。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袁筱一：有很大帮助的。但翻译的准备不止词典，词典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但译者还要更多地了解到作者在文学和文化背景的内容。不见得达到研究的水平，要跟作者熟悉起来。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袁筱一：文学翻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这取决于文本本身吧。不同作家对语言有不同追求，可以尝试，作者生造词，你也可以生造，作者有新的文体，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但不能把古典的作品翻译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像冯唐那样的翻译，作为尝试可以存在，但人人都这么做，就不值得鼓励了。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袁筱一：传统的译者创造词要打双引号，克莱齐奥的《战争》中有作者自创的各种符号和文字，没有任何信息，我也会译成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不应该太惧怕它会对汉语造成什么影响。有些人认为翻译造成语言的污染，但语言自身就有净化能力，二十世纪初很多翻译腔并没有留下来。一个译者应该对翻译文本的语言有自己的理解，而不应该被苛求按照什么标准来翻译，所以应该是时代和个人的选择，更为多元的选择。从来没有“应该”的翻译。

翻译应该追求的是，自己的翻译作品永远是众多作品中的一个，而不应该追求不朽。译者的追求应该是有态度、负责任，忠于一定的态度，并且提供一个比较符合自己翻译理想的文本。不管原文本是一流二流三流，译文只要能够成为众多本子中的一个，成为别人愿意与文本相遇的理由，就够了。

译作展示

《法兰西组曲》

袁筱一：我翻译的一般都是当代法国作品，作者不太喜欢读。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翻译之后，我突然回归到的古典的叙事方式中，翻译一本类似罗曼·罗兰所说的长河小说，这让我十分惊喜。这本书出于一个冷静的、命运悲剧性的女作家之手，和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作家有差别，但是它写出了现实的荒诞，并且解释着战争。也许中国的读者，应该重新理解一下战争，战争不仅是简单的民族仇恨那么简单。翻译完这本书，我沉浸在这个古典而真实的故事中不能自拔。不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句话，是捷克哲学家科希克的话：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

《非洲人》

袁筱一：这是非常典型的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比较能够体现克莱齐奥的写作方式。他能得诺奖更多源自他具有现代意义、世界主义的写作。可以讲是诺奖有强烈的政治性，但是政治性也不能一棍子打倒。无论是个人经历、对世界的看法，还是写作所能肩负的使命，他都具有着多元的角度。当代很多作家对世界提出质疑，很热衷戳破世界的假象，他却没有一味地对世界提出质疑，而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存在，并传递写作的使命和道德感。勒·克莱齐奥的写作总可以给读者提供给某个地域、文化、历史的认识，而不是提供这个世界的现成版本和已有解释。他的笔下总能看到另外一面，比如讲民族问题，应该不止站在白人的立场，还要绕到问题的背面去，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袁筱一：这本书要重出了，做一下广告。是我1995年翻译的了，我自己一直不太喜欢卢梭，因为他真的是很浪漫主义的人，太过于浪漫主义了，所以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文风，但是如果有人喜欢在自我忏悔中得到一种对自我的热爱，那么应该去读一下这本书，卢梭在其中用很多模糊而不确定的字眼表现他在黑暗里凄楚求索的悲哀，凄凉还是快乐，全凭读者评价。

袁筱一，女，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法语专业本科毕业，在读期间用法语创作短篇小说《黄昏雨》，参加法国青年作家大赛得了第一名。1997年赴巴黎第八大学进修，1999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2004年调入华东师大，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著有《文字·传奇》《我目光下的你》《最难的事》等，译有勒·克莱齐奥《战争》《流浪的星星》、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法兰西组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