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个世界的媒介》是一本独特的书。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21位德国女性汉学家，她们一部分已是德国著名大学的资深教授，曾经为开创某些汉学机构、引领汉学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另一部分是大学当前科研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她们正在为培育新一代汉学家而努力；还有一部分则是正在奋进的青年学者，当然也还有个别人至今还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从事汉学研究的岗位。每一位女学者，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经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生动而感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这些亲切动人的故事的汇集。

　　文/魏格林

　　开始学习汉语我是自学的，觉得汉语拼音没有办法懂，我根本不知道这种语言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耳朵还从没有听到过汉语，所以汉语拼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奇怪的。虽然我当时对教科书感到非常有兴趣，但是也很快知道了汉语不能自学，需要有一个老师。这本教科书当时是北京语言学院编的，全称是《初级汉语课本》。这本书非常有意思，主要是看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故事。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大衣》，还有《纪念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我当时是看这些文章学习汉语的。这些教科书大概也是70年代初期编的，那时国际书店跟欧洲各左派组织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这些左派组织的书店把这些书卖给大家，我哥哥就是这样发现有这么一本书的。

　　中学毕业后跟爸爸讨论我的前途。我爸爸是波恩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位眼科大夫。当时我们讨论四个专业：化学、医学、音乐和汉学。我爸爸说，你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学化学肯定不会调动你最积极的因素，你学化学可能能够成功，但是你不会太高兴。我觉得他说得不错。第二个是医学，因为他是医生，我自己中学成绩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学医学。但是，我对医院里面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当过护士，因此我跟他说我不喜欢当医生，如果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当护士。他觉得当护士会浪费我的才能，所以他说不要。第三个音乐，我当时特别喜欢弹钢琴，但是，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这个人如果做音乐的话不会高兴，因为你不能看书，不能讨论问题，不能做其他的，只能天天从早到晚弹钢琴，否则你就没法成功，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一定不要学音乐；音乐可以是一个爱好，是你的最大爱好，但不是你的工作。我觉得他说得对。最后是汉学，我爸爸看着我想了想说：“我觉得你学这个专业很好。因为，一个是你有这个天分，学外语学得比较容易；第二，这个专业是一个很小的专业，作为女性要在这个专业里面达到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地位还是有可能的；再有，汉学虽然有一定的历史，但还包含有很多新的科研领域，如果你真正有这个才能，应该成为一个搞学术的人，你搞汉学可以发挥你的才能。”他认为汉学是一个很好的专业，他说：“如果你学日耳曼学，或者英国学、法国学这类的专业，都没有意思，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在重复地研究同一个问题。”我爸爸是一个眼科医生，眼睛是一个很小的器官，他实际也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工作。后来他告诉我说，眼科在20世纪初期是个非常陌生的学科，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来研究、了解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但是有非常大的科研前途。他觉得汉学和这个眼科有一点相似，所以他觉得选择汉学很好。

　　作者任海德堡大学副校长时的照片

　　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一般看文言文比较好，看当代的一些作品或是现代汉语写的一些文章都有困难，说话更有困难，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没有专门学习现代汉语的机会。1989年我被调到海德堡大学来的时候，在我们系里碰到一位年龄相当大的教授，他是一位语言学家，研究南亚的地方语言。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德国南方人，特别喜欢开玩笑，有一天，他问我：“他们说你会讲汉语？”我说：“对，他们说得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过去咱们研究语言的人总是说汉语是学不到的，任何人也学不到的。他们都说你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小孩儿的时候就在中国生活过？”我告诉他根本没有。但是，他当时说这句话就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前辈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当时不可能到中国大陆去做研究工作，所以，他们对现代汉语也不感兴趣，不可能研究中国大陆的现实，就只能找一条别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看书，研究书本上的一些东西，而且书本上的东西他们也不研究当代的、现在的，而是研究过去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学习文言文。但是，学习文言文跟学习拉丁文一样，就是学习怎么样把一篇文章翻译成德文，这不是一种活的语言，是一种死的语言。这是欧洲汉学界研究的一个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深深地受到我们对待拉丁文的这种语言学习态度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汉语是死的语言，他们对说汉语、懂现代汉语不感兴趣。我们的前一辈，像我刚刚提到的老师魏搏斗先生，他曾爽快地跟我说：“你的汉语比我们的好得多，包括说话也包括看书。”当然，说到看书，他的文言文比我的好得多。我从中国回来，语言水平已经比他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一个大学，一个大的系统和制度，变化的速度必定很慢，而作为个人来说，我们变化的速度有时候就很快。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像一所大学，它的体制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1974年开始，就有学生通过DAAD到中国大陆去学习，但德国大学真正接受把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学习内容和研究对象，大概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就是说大概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德国的大学才反映出这种新的研究和培养方法。但是，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德国汉学界研究古代还是占主导的地位。

　　德国波鸿大学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女性在汉学界的地位。除了自由大学的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和我之外，我估计当时在德国汉学界没有人敢于写一篇关于当代中国的博士后论文，因为，你写这个论文就是说你以后希望成为教授，而那时所有的教授都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因此，大部分的人觉得应该按他们的样子来培养汉学家。但是，我们觉得作为女汉学家，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按照老师的样子去塑造自己，而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方向；同时，我觉得作为女性，要成为教授就一定得有自己的特点；所有其他的跟我们竞争的人都是男性，他们能够取胜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必须有特点，才能够有胜利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敢于完全走另外一条路。非常有意思的是，罗梅君和我，因为我们有这个胆子，走了另外一条路，最后也能够比较快地成为汉学系教授。+

　　80年代后期我写博士后论文的时候，所有的大学都在找当代中国研究的专家，但是，在所有男学者当中没有一个敢于写关于当代中国的博士后论文，所以很难把他们请到你的大学来当教授。例外的是马丁教授，他写的博士后论文是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但是他的论文没有被接受；波鸿大学有一位教授是教中国经济的，他调到波鸿的时候还没有写出他的博士后论文；还有一位教授，他写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论文，但是这个中国政治不是当代中国政治，是过去孔子时期的中国政治。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孔子学院

　　我是1980年结婚的。那时候我和我先生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有孩子。况且我丈夫年龄比我大很多，我们应该早一点生孩子。非常有意思的是魏搏斗教授在同意我写博士论文后给我订了一个时间表，要求我一定要在1982年的年底之前写出来。因为，在我们德国有这样的合同，他就按照合同的最后期限要求我。魏搏斗教授不仅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系的系主任。在谈完博士论文的内容之后我告诉他：“我现在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这不是因为你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而是因为你是系主任，我有责任告诉你，我怀孕了，并且，我将在明年的1月份生一个小孩。”他看着我十分钟没有说话，然后说：“好啊，请你于10月15日12点钟之前把你的博士论文交给我。”当时这句话让我心理压力非常大，大概有六七个星期他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第一，他怕我因为怀孕影响到思考，写的博士论文达不到我最高的水平。当时的男教授都有这个想法：女人，由于她们身体内在的化学关系，如果碰到像怀孕这样的情况脑子就不行。第二，他觉得我怀孕以后，从时间的安排来说是不可能在十个月之内完成博士论文的，所以他也担心。第三，我想他自己没有孩子，可能觉得周围有女人怀孕会感觉不舒服。

　　从这次谈话以后我一直努力写我的博士论文，并且确实在10月15日12点钟前把我的博士论文交给了魏搏斗教授。他非常地高兴，拥抱我说，你很了不起。一个星期之后他给我来电话说：“我刚刚看完了你的博士论文，我不知该怎么说，但是，这个博士论文非常好，不可能写得再好。”他的评价非常高，并且说要提供给我一个写博士后论文的机会。

　　作者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近照

　　一般情况下你的博士论文写完了，然后由两位教授写出评价，最后还要参加答辩，我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因为我的合同到期了，博士论文答辩完我才可以拿另外一个合同。魏搏斗教授说：“你能不能离开医院，到大学里面去参加答辩？”我问大夫，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病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离不开这张床，但是我也得做这个答辩，怎么办？后来我丈夫说：“好，我给魏搏斗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到医院来做答辩。”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个听到我怀孕的消息都大吃一惊的人，曾经因我怀孕而六个星期不跟我说话的人，现在要他同意我在医院里面答辩，这怎么可能？可这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12月15日的晚上，虽然天下着大雪，魏搏斗教授组织了所有参加答辩的人，他们都从波鸿到科隆来，在科隆的妇产医院进行了一次答辩。第一个小难题在于，我们的系主任说，如果她答辩得不好，可能会说“我身体不好，所以我这个成绩不行”。因此，系主任要求大夫要在答辩之前说明我的身体状况，如果觉得我身体有问题的话，他们就不考试，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小难题在于，他们一进我的房间才意识到，我不可能坐在他们前面答辩，而只能躺在床上答辩。我就一直躺在这个床上，跟他们讨论我的博士论文，讨论了一个小时。我很可能是全德国唯一一个躺在产妇床上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我在这家医院里头是出了大名的，因为，在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医院里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都说：“你是不是三年前在这里进行博士答辩的人？”过了十一年，我在同一家医院生我第三个孩子时还是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十一年前……”所有妇产科的人都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人，她在这个医院里面，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四个星期进行博士答辩，非常有意思。答辩之后他们离开我的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讨论，讨论完了他们回来说：“你很成功地完成了你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考试完了之后大家都聚在一起喝了一点酒。我的考试按时通过，可以签一个新的合同，就把我的床作为他们的办公桌，所有我必须签的文件都放在我的床上，我一个一个给他们签。他们离开我房间的时候，我丈夫陪他们到医院的门口，出门之前魏搏斗教授说：“我既然来到妇产医院，还是应该看看小孩儿。”所有的这些男人就都到育婴室去看婴儿，他们高兴极了，大声地笑着。他们为什么高兴？我丈夫告诉我，他们觉得他们是大英雄，因为男人到妇产医院，为一个待产妇进行论文答辩，他们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男人、大英雄，并且认为，我的任务只是小任务，他们的任务才是大任务，他们非常高兴地离开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