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三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英语译者黄昱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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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宿舍硬板床上，传播系毕业生黄昱宁经历了彻夜辗转反侧，终于翻身而起，在志愿表上三个选项——电视台、外资公司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间勾选了薪酬最低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月薪800元。“击溃她”的是一个选择疑问句——“等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挥一伙十七八岁的小星星举着灯牌尖叫大星星的名字呢，还是在一灯如豆中跟那些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的世界文豪们透过稿纸把酒言欢呢？”这个场景后来被她写进了散文里。

此后的近二十年里，黄昱宁一直守在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个编辑室，跟着译文社从延安中路的弄堂洋楼搬到上海书城，岗位从一线编辑变成编辑室负责人，又将触角伸向翻译与写作的世界。她曾这样描述每天的工作状态，“上班逐字逐句地对着原文审读别人翻译的小说，看着他们 ‘戴着镣铐起舞 ’，时不时笨手笨脚地上前帮一把，作伴舞状；而后，下班了自己也寻一副这样的镣铐往身上套。”

除了编辑、翻译和写作之外，黄昱宁觉得自己“身无长物”，她的自我评价是——“没有更多爱好”“存在感也不强”。《文汇报》编辑她稿子的朋友潘向黎则说，“黄昱宁一向是个稳当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让人跌破眼镜的举动”。而在朋友同辈译者袁筱一看来，“黄昱宁是那种被生活保护得特别好的人。”

“稳当”、“被保护得好”，道出黄昱宁生活中始终有一抹温柔的底色，贯穿了她人生的不同阶段。在黄昱宁的回忆里，儿时父亲找了个手艺不高的木匠在家中打造了一个巨大的书柜，书柜门一碰就吱吱呀呀，她放学回家，总会在书柜前面，充满兴味地杂学旁收。

大学时代，黄昱宁躲在带蚊子血的有点霉味的蚊帐里，塞着随身听乱翻书，听着黄舒骏《未来的街头》却不去想未来。工作后在书本堆满地板、落满灰尘的编辑室，她慢悠悠地看稿子，觉得与生活和世界幸福地隔绝。结婚后，她在产假中，一边慢慢地摇晃婴儿床中的女儿，一边仔细地观察女儿甜蜜酣然入睡。

在英语方面，她也“比别人少走了不少弯路”。早在小学五六年级时，黄昱宁在无线电厂当科技翻译的母亲（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生、陆谷孙最早的几个学生之一），就已经要求她反复听新概念磁带校正发音，还送给她一本《新英汉词典》让她开始熟悉词典中大量典型而准确的例句翻译。这本词典，被她视为一生学习翻译的最重要教材，也让她打好了英语基础。如今黄昱宁已是拥有两百万字的译著的译者，她扎营于一字一句堆筑成的译文世界里，这个意象，倒是有些像她的文集之名“一个人的城堡”。

当然，黄昱宁也知道，生活和工作也不全是安稳，身为编辑和译者，她也有非常多的分裂、纠结和如履薄冰的心境，远非文艺青年想象的纯粹浪漫，“我的工作状态经常是端坐在原作与译稿前，挣扎在两种文字的冲突与割裂之间左右为难，于是，故事被肢解了，情节四分五裂。”

“这样不行的，吴劳会骂的”

在译文社的头四年，黄昱宁每天去延安中路幽深的弄堂里那幢旧洋楼上班。编辑室的地板上堆满了放了十几年的书，书上落满了灰，阳光招进来灰尘懒洋洋起舞，最好别穿浅色的衣服皮鞋，“因为一踏进编辑室你就整个儿没进去了，四周灰灰的囫囵成一片”。在那里，她可以埋头改稿忘了时间，也可以托着腮帮子狠狠发一顿呆。“我很奇怪也很幸福地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着，像嵌在竹篮子缝隙间的柔软的小虫，虽然空间局促，却晒得到太阳闻得见菜香。”她在散文中回忆道。

那时译文社已经十几年没有招过新人，身边都是老翻译家和老编辑，黄昱宁是常常“端着老式号码机把自己搞得一脸一手油污”的小姑娘。她逐渐习惯“返聘员工”、年届75岁的《老人与海》译者吴劳风雨无阻地来上班、在楼梯上长吁短叹的声音还有在办公室发怒骂人的情形。后来与吴劳变得熟络，黄昱宁开始理解他的呕心沥血与为人做嫁衣是何等认真辛劳。吴劳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老老实实”的“全息翻译”，为了不让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他会不惜一切查遍背景材料详加注释，这都影响了黄昱宁对于长句的拿捏还有词汇的把握。

“每当我遇到’抗译性’强的长句，企图用几个貌合神离的成语蒙混过关时，心里便有个声音在敲打我：这样不行的，吴劳会骂的。”黄昱宁说。

她也无数次见到已经退休多年的莎士比亚专家方平，“他身体羸弱，说话轻声慢语，行事近乎优柔，不爱也不会出风头。我们办公室里还总是善意地流传着他 ‘作人家’（吴语，“过分节约、几近吝啬”之意）的段子。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从形象到名声都与 ‘勇士’或者 ‘名士’无涉的小老头。”方平以“最强阵容”组织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他要让纸面上的中文“莎剧”和“莎诗”更适合念出来、演出来。当黄昱宁翻阅方平版《莎士比亚全集》每卷前后所附的各种考证、体例说明以及编者译者关于如何翻译素体诗的详尽阐释时，才觉察出，方平试图完整重建一个崭新的莎翁世界时的那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如此地亲近。

黄昱宁也特别推崇低调的英俄双语翻译荣如德，荣是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的最早译者，“我常常 ‘安利’这位前辈，他为人低调甚至从来不公开露面，但是英俄双语水平一流、中文优美，如果要学习翻译，就拿他的翻译和原文对照，会发现既能对得上原文，中文单看也很优美，他是非常值得翻译学习的模范。”

翻译能为编辑带来切身体会的感觉，“前辈们都认为，编辑不应该只停留在改出语句和字词的对错，通过翻译，更好地了解翻译文本的语境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样的文人氛围还没有因为编辑出版业分工细化而消失之时，黄昱宁不挑不拣地翻译了最初几部她认为“不太重要也没有流传开来的书”，“有一些悬疑侦探小说，还有给杂志翻的中短篇，难度不大。”

“翻译让你能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体验不正常的人生”

“别人交给我的，我不会怎么挑，开始的那些很容易，可以帮助提高翻译水平。我是个循序渐进的人。”黄昱宁这样回忆最初的翻译生涯。

虽然早期的翻译作品黄昱宁大多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有两部跟“女人”有关的冷门小说让她印象深刻，一本是爱尔兰作家罗迪·道伊尔的小说《撞上门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lked into Doors），另一本是赛珍珠的《庭院中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这两本小说，触及到她内心敏感的性别意识和情欲关系，就像她之后在散文中源源不断书写关于女人、情欲、情色之间的危险关系和特殊美学——《一个人的城堡》中，她从不同的电影和小说中挑拣出来经受着形形色色虐恋的女人，既有把自己献祭给主人的“O娘”，还有被囚禁海岛的美少女，以及经受老男人垂涎的“睡美人”，囚禁、捆绑、乱伦、鞭笞，这些看似重口味的意象汇成她对于恋情和女人层层深入的理解。

《撞上门的女人》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底层女性的悲惨人生，主人公从小就在性骚扰、荡妇羞辱中成长，成年结婚后一次次用“撞上了门”而掩饰充满暴力的婚姻生活。翻译时，黄昱宁也打过退堂鼓，因为正如英国书评人的断语，翻译罗迪·道伊尔的作品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这本书充满了“滑稽可笑的俚语、口语、俗语乃至粗话，生气勃勃，像充足了电一样的饱满，简直宛若音乐……”她很担心“要是因为我的悟性差、笔头拙而错了节拍、乱了韵律，到了中国读者的耳朵里就成了噪音，岂不罪过？”

爱尔兰作家罗迪·道伊尔

传达原文的语言质感是重要的，因为好的译文，黄昱宁看来，要和原文“功能对等”。通俗地解释这个翻译学术语，意思就是，原文是特别高雅古意的，也要这样高雅古意地翻译，原文是fuck shit的，译文也要粗俗地对等。“要既完全吃透原文，又能把外文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中文，所以翻译要要意译直译兼顾，要完完全全一字一句地吃透原文，语气、标点等其他因素也都不能放过。”

黄昱宁从阅读开始“吃透原文”、接近原著，发现自己时刻被一种矛盾、突兀的情绪所左右， “合上书本，我知道写书的是罗迪·道伊尔，一位功成名就的爱尔兰男作家；一旦翻开书页，那些灼热的、细腻的文字映入眼帘，于是我相信，说话的是宝拉·斯宾瑟，一个才绽放便枯萎却始终不肯凋零的女人。”而这种矛盾突兀的感觉，一个男作家何以让自己在写作中进入一个底层女人的灵魂，正是这本书最吸引她翻译下去的地方。“2000年左右时，没什么人关注什么爱尔兰都柏林的家暴问题。这个女性的故事与我这个人的现实身份相差甚远，但是翻译就是让你能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体验不正常的人生。”

“相对安全”当然指的是黄昱宁安稳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当她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阅读原文，并翻成汉语时，就接近了那个在一张厨房的桌子上写作的爱尔兰男人，和他笔下出生底层、受尽屈辱的女人泣诉的“不正常的人生”，“我始终相信，没有比翻译更细致的阅读和体验了”。不过，因为题材冷门，市场反响不大，这本在爱尔兰受到热议的书现在国内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

另一本《庭院中的女人》是前辈周克希推荐她重译的，此前已有上海百新书店1948年出的节译本和漓江出版社1998年出的全译本《群芳亭》。当时正巧赶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庭院中的女人》上映，她看了电影觉得“好看，故事完整、画面讲究”，对于翻译，却有些犹豫。在此之前，她没有读过赛珍珠，“对赛氏所有的印象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个硬邦邦的抽象名词：传教士的女儿，生于十九世纪末，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专写中国题材的小说家，诺贝尔及普利策双奖得主，传说中的徐志摩的情人……”朋友也劝她，何苦呢，虽然赛珍珠是诺奖得主，而她得奖本来就有很多争议；她的小说还是十九世纪的写法，有落伍之嫌；再说，这本书本不是赛珍珠的代表作。

但当她先屏息静气地把原著读完，却惊呼找到了另一个赛珍珠。赛珍珠在这本书里表现出的特别地道的中国式观察和思考以及中国女人式的人情练达，让黄昱宁觉得，以此为切入点有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她可以正好以中国女人的语气来翻，不用假装外国口气或套用外国文化。“在那些写深宅大院、少爷小姐的细节里，能不能用上《红楼梦》的腔调呢？”她想尝试一下，如果脱离了逐字逐句地翻译，还有什么新奇的可能。

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这是一本模仿宋元话本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高罗佩将话本和侦探类型结合、跨越中西语境的做法让她非常好奇，“我非常着迷于这种东西方莫名其妙的碰撞，”她更想知道的是，文化是怎么在碰撞中反应的，差距是怎么体现的，人们是怎么慢慢接受不同的文化并且将不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她热衷于在中西方做译介的最早渊源。

“我不喜欢可以躺着阅读的小说”

2005年对黄昱宁来说，是个分界点。那时她已经入行8年，在循序渐进地以“不重要的图书”与出版社和读者建立起关系、取得信任以后，黄昱宁就只接自己喜欢翻译内容了。她也渐渐明确了自己喜欢的标准是“对翻译功力长进有挑战性的，对认知和文学观构成抗争的，和密度大的内容”。简单说，她不喜欢“甜小说”，她喜欢“苦”的、困难的文本。 

所以，黄昱宁不喜欢有人翻译过的名著，经过前人咀嚼过的内容已经是学习过的二手资料，那对她构成不了挑战。“《小王子》《傲慢与偏见》翻译个几百遍没有意思的。”虽然作为出版人，她深知这些名著一不用付版税，二知名度大，既能能赚钱，能获取名声。但她说，人应该有点傲气的， “要挣钱那就把名著红烧清蒸炖汤都来一遍就好”。

提及爱丽丝·门罗和雷蒙德·卡佛，她则表示自己懂得欣赏，但不是那种掏心掏肺地亲近，她认为这两位作家是“故意做成简单、淡化戏剧性、还原原生态生活的写作”。她更偏爱信息容量很大，写作态度中立、成熟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圆滑”的作家，因为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更复杂更多面更有阐释余地。黄昱宁喜爱他们在作品中对灵魂的拷问、对不可触碰之处的抵达，比如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她翻译了他的三部著作《在切瑟尔海滩上》《追日》《甜牙》。 

2006年圣诞前夕，黄昱宁前往伦敦，采访阿兰·德·波顿，拜访学院派小说家戴维·洛奇，也顺道去了剑桥大学和老师们讨论麦克尤恩，“雨下得正密，凄迷得恰到好处”的氛围中，他们千篇一律地陷入“某种欲说还休的沉默”，她想这可能是因为“麦克尤恩是最受嫉妒的英国作家”，而同行们根本不敢轻易评论他。

麦克尤恩堪称当代文坛的奇迹、严肃小说中的畅销明星：1975年的第一部中短篇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意识》就获得毛姆文学奖， 1998年凭借小说《阿姆斯特丹》获封布克奖。“每隔一两年就有作品在各类文学奖上抛头露面，又同时在排行榜上耀武扬威。”

在黄昱宁做了十年翻译后，伊恩·麦克尤恩出现得正是时候，他的作品完全契合她对于理想小说的想象，因为其书写“密度大”而且读起来“不轻松”。她引用余华的评论说，“麦克尤恩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这样的作品，黄昱宁说，不是‘躺着看的书’，而是需要以认真、严肃的姿势，动一点脑筋来阅读的。

伊恩·麦克尤恩，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这样需要动脑筋来阅读的书，翻译起来难度可想而知，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文的精准度和逻辑如何再现，“麦克尤恩的文字纯正高贵，他精粹的行文方式和词语，非常漂亮的长句，极其严密的逻辑关系，这些在翻译中是难以准确、完全再现的。”比如《海滩》第一页就有“跌宕缠绵、逻辑致密、音乐感十足的长句”。而黄昱宁翻译的原则是，尽可能不破坏原文的结构，不粗暴切断逻辑关系，但为了让读者最大程度低接近原文的审美，所以她要加字，或者在前后略加少许表方位、时代的字，或调整长定语、长状语中的音节。她要做到在保留原文之美的同时不牺牲读者的理解，“我的目标是，基本消灭连读两遍、仍然不得要领的句子。但是具体做的如何，需要读者自己来读。”

对长句子节奏的把握之外，第二个难题在于，麦克尤恩书中广泛的信息量和扩张的题材，可能会让对这个疆域不熟悉的译者难以突破。比如说，《海滩》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1961年时代背景，“但凡一丝存在警醒的线索之处”，她都尽量做了检索和注解，同时为了避免过多提供无效信息，她还尽量添补与情节相关的背景知识。于是她写下很多这样的注解：“三分钟歌厅小调，从原文得知主人公的感情倾向明显而强烈”。再如《追日》中布满让陌生而遥远的科学词汇：光谱不对称性、共振、缠结、量子谐波振荡器、弦理论、碳中立等等，不光需要翻译明白意义，还得展现“麦克尤恩想要施与的特殊音乐性和生命力”，所以她一一查证、详细注解，还试图弄懂科学的机理，“这样才能在译文中真正体现原文的妙处”。

而有些词汇，即使没有超出知识范围，到底取自何典，也是需要文化译介者细致揣摩。比如，黄昱宁曾为《甜牙》中剑桥毕业的女主角“听到一声鸟叫都会想起莎士比亚”而暗自叫苦，直到重新浏览一遍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以后才找到这里的鸟叫的双关含义。

第三个难题，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翻译中将麦克尤恩的语气，含蓄的、反讽的、黑色幽默的语气传达给读者。比如说，《追日》小说的标题solar本来直译是“太阳能”，但是黄昱宁担心这样翻译会让小说沦为“科普书架”读物，所以决定以“追日”意译。“这固然因为在字面上扣到了一个‘日’字；另一方面，‘追日’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与骄傲的英雄夸父不可分割，而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时，则叫人联想到那位翅膀在烈日下融化、继而殒命大海的伊卡洛斯。”这样翻译，黄昱宁想让读者更加接近麦克尤恩的黑色幽默内核“一个以为自己能拯救世界的人其实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虽然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但黄昱宁翻译的这三本小说并不是麦克尤恩在中国最为知名的作品，相较而言，《赎罪》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知名度更胜一筹。跟早年不在乎市场反应一样，黄昱宁也表现出对于所谓“代表作”之称的怀疑，“如果翻译只翻译代表作，太狭隘，读者只看代表作，也太狭隘了。”但作为出版人，她深知这其中的利益差异，“版权代理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给你，《赎罪》《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样最有名的卖个几万册，其他的能卖出七八千已经很不错了”。版权很贵、翻译很难、还卖得不好，这就是摆在这个译者兼出版人面前的现状，她深爱这个作家，与他的作品有强烈的认同感，翻译时得到极大的享受，然而还是觉得“肚子里有点苦水”。 

“一个人在家翻译亨利·詹姆斯，脊背发凉”

黄昱宁喜欢且翻译的“苦小说”，其中最登峰造极的例子就是以长难句著称、如今在中国都没有几人敢涉足的、小说艺术大师亨利·詹姆斯。早在为《万象》供稿时，黄昱宁就表露过对亨利·詹姆斯的兴趣，她在《螺丝猜想》一文中，分析过这个故事的真假与悬念，2014年在上海译文的“亨利·詹姆斯文集”翻译工作开始时，她主动揽下了这部短篇集，“是对大师的致敬”。

读过亨利·詹姆斯原文的人可能会被阅读时每一个词都认识，然而长难句混杂、叙述多层嵌套的困境所拦阻，所以至今国内对亨利·詹姆斯的译介也是寥寥可数：比如赵萝蕤在1981年翻译的《黛西·米勒》，还有几本各国游记；而《螺丝在拧紧》是被翻译得比较多的一本。接手这个工作，黄昱宁将市面上的版本，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的袁德成版本和人民文学2004年的高兴、周海仑版本，都读了一遍，发现它们水准或有高低，但各有特色与价值，焦虑自己再翻译可能难度非常大。 “对于这个特殊的、几乎每句都能有多重阐释可能的文本，没有一个译本能提供标准答案——它们更像是构成整张迷宫拼图的一个个碎片，只有放在一起看，才能窥见妙处：随着时代演进，人们对这部小说内涵的理解——甚至猜想，经过了怎样饶有趣味的变迁。”

亨利·詹姆斯，19世纪美国伟大作家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她的朋友、前《万象》杂志主编陆灏拿出了私藏多年、断市已久的版本《碧庐冤孽》（今日世界出版社1956年6月初版），在翻译的过程中，她频繁翻阅这本老书，以至于这本老的封面和书页更加严重地折旧了。她想要达到的翻译水准，是比以往所有版本都“更细致琢磨嵌套式叙述常常在时态上玩的花样，既不简化詹姆斯标志性长句，又不轻易破坏詹姆斯精心设计的障眼法”。

“翻译时肯定要保留原作的风味，但也不能完全让中国读者看不懂，所以要照顾到中国的语法，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平衡，需要很花费力气。”黄昱宁说。

当黄昱宁一个人坐在家中翻译时，她能感受到文本带来的脊背发凉、阴风阵阵，有点害怕。因为《螺丝在拧紧》并不是传统的哥特鬼故事，她最终也不能确认亨利·詹姆斯这个鬼影幢幢的故事最终是不是真的有鬼，她从自身的恐惧反应中，了解到这是亨利·詹姆斯的故事艺术所在。“没有鬼的假设，始终要比有鬼的假设恐怖得多。 ”“亨利·詹姆斯只会自始至终地展示华丽悖论：一边宣称这个故事纯粹而简单，一边又用他晦涩的修辞暗示，身为作者，他的乐趣在于拿捏读者对文学与道德的敏感。”黄昱宁说，翻译完了，她的感受是，“It haunts”。（萦回不去、时时作祟）。

黄昱宁不仅迷恋《螺丝在拧紧》的文本，还去看了这本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版本，并且吐槽BBC1999年的版本，“若不是客串男主人一角的科林·弗斯还能略略提神（其实是他的达西范儿让人终于可以从这场闷局中走一会儿神），我绝对没耐心看完。” 

最近，黄昱宁刚翻译完希拉里·曼特尔的短篇小说集，第六本散文集《假作真时》也即将付梓，她笑着说，“下一个愿望是出版一本小说集。”在写作的对应下，翻译更像是她灵感枯竭时的避风港，压力大时可切换的频道，而并非实践自主性、表现自我的去处，“跟创作不一样，翻译不是自主性能特别强的工作，你要尽力贴近原文，忠实原文，不能老想着让对方顺应你自己的口气。翻译也不用直接面对灵感，有时缺少写作灵感，就可以躲进其中等一等。” 翻译对她，开始得顺理成章、进行得循序渐进，而且是躲避的好地方。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前辈是谁？ 

黄昱宁：大家都熟悉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译文出版社的荣如德，这位前辈的水平真是有口皆碑，但名声不大，也从不在公开场面出现。明年我们要出他的译文集，想邀请他做活动，他也都全部推掉。他的英俄双语翻译水平真的很好，要学习翻译的话，你拿他的译文跟英文原文对照，会发现很对得上，即使抛开原文看中文也是非常美的。既完全吃透原文，又把外文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中文，这需要先天天分加上后天努力。

中年一辈的翻译家也有好多值得推荐的，湖北大学的刘国枝翻译了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 赵挺翻译了《在西方目光下》，还有南大的但汉松翻译了品钦，品钦太难了，加了注解看下来仍然云里雾里，他真是太不容易了。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黄昱宁：这两种绝对不能割裂开来的，要找到中间的平衡。没有绝对的直译，那是谷歌翻译，也没有绝对的意译，那是自己创作。每个译者下笔都有一个在其中平衡的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找到并且实现这个平衡点，但如果离平衡点太远，译文就会变得很奇怪。时代的语言风格几十年就有一个变化，读者的语言默契也会随之变化，但是译者要谨慎地使用语言，最好比流行语言慢半拍，不能靠流行靠得太紧，不能过两年书就看不懂了。

现在有些民间字幕组相当不错，有些大片的翻译还不如他们，它们经常有拿这边的名人套那边的，把中间的文化信息舍掉了。你怎么知道中国人不知道外国名人？翻译不光是表达情节，也是传递信息传播知识的过程。翻译的东西要慢慢地被公众接受。所以一定要意译直译兼顾，吃透原文，语气、标点都不放过。只把故事搬过来，那叫故事梗概。

界面文化：你最想翻译的一部作品是？

黄昱宁：我在写我的小说，目前没有什么最想翻译的。上半年翻译了希拉里·曼特尔，等明年闲一点再翻译吧。没有非翻不可的书，我想挑选对我的写作有借鉴意义、对我的阅读构成新鲜刺激的作品来翻译。当然，符合上两条的，一般也是我认为具有出版价值的。非要说翻译、写作和编辑之间关系的话，编辑是我所有兴趣的起点，给我一种回到本源的感觉，但是我的兴趣每一时间都不一样，就像小孩手里有一个新玩具会多玩一段时间。一个读者、译者不一定是好作者，为了搞懂写作的机理我要多花一段时间。不过跟写作不一样的是，翻译不需要太多压力，当创作会有枯竭的时候，可以用翻译转换一下思维，就像避风港一样。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黄昱宁：一直有，我也一直有错（笑），翻译的人要承认，不管怎么样殚精竭虑，这个成品一定是有错的，只是有的人可以接受这个错误，有的人不行，但是不应该，知道肯定会出错就破罐破摔了，仍然还要殚精竭虑，就像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掉下来，你还得推。不过我也不是错误百出的那种翻译。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黄昱宁：这个不是应该给多少的问题，是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的问题。一本书再高雅也是一件商品，是商品就要受市场规律制约。我是一个出版者，我知道怎么这个稿费是怎么计算的，你一时靠情怀、靠众筹、提高稿费，是不会长久的，最终还是市场反应客观决定译者收入。当然，稿费和版税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比如公版书少了版税部分，就可以考虑给译者版税，但就是这样，有的译者还不一定接受版税，因为市场反应不好，收版税并不划算的。所以稿费多少，仍然取决于市场回报，也需要译者和出版社之间好好沟通，退一步译者如果接受不了，也可以选别的出版社，但是这个行业里标准相差不大。

有人讲现在稿费低所以翻译质量差，我不认为现在翻译的总体质量就比原来有多大的差距，也不认为这是稿费低造成的，这么说的人一定是个外行，我觉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译作都有好中差之分。之所以会有今不如昔的印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早先的翻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人挑错。最近也有人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里面有很多错误。网络时代个人表达空间变大了，懂外文的人多了，原版书也能很方便找到，在几页里找一个错的可能性很高的。第二，原来的书的基数是多少，现在书的基数是多少，好像可以找到很多现在错误百出的书，但是也有很多原来的不知其名的书被大浪淘沙地淘汰了。第三，从语感上说，经过这么多年（英美）古典文学的语感慢慢被大众所接受。但是（英美）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普及还差得很远呢，大众对名著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时代的制定标准。不知道福克纳的人，看到我们出的《喧哗与骚动》中间两页没有标点可能觉得我们翻译错了，打电话来质问我们。最后，现在的书时间很紧迫，外方跟你签订合同，不会把书全给你，也不会交给同一个译者慢慢打磨，所以现在很难出现傅雷那样的翻译明星。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黄昱宁：讨论稿费要给多少的问题，不能说不成立，但还是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你说给钱，可是谁给钱？出版社可以不出这本书。国家也不会扶植引进作品。也不能企业家做。那么非让出版社单方面承担，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做慈善呢？稿费问题是可以在一些范围内调整的，但我想呼吁的是，现在缺翻译的不是名著，《小王子》出版几百个版本，《傲慢与偏见》出版八十个版本，是没意思的。应该多重视翻译现当代文学。这个部分才是出版社亏得最厉害，译者翻译得最艰辛的。出版社又要买版权，又卖得不好。比如伊恩·麦克尤恩不是每部作品都卖得好的，版权代理不想让你一家就拿下所有的代表作，只能拿到几本，《赎罪》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可能最好，剩下的基本七八千、五六千，这已经算好的了。而翻译这样的现当代作品，译者既没有译本可以参考，出来以后还要被读者各种挑错。

虽然出版社在翻译上，会制定单一标准，不会把卖得不好的压力转嫁给译者，但即使出版社出补贴给译者这也是有限的。一句话，翻译现当代作品，风险很大，难度极高，还不满意，老是挨骂。能维持现状这个价钱也是不错了，所以做现当代译者的收入，没办法提高的。但是，名著部分的译者收入就不用担心了，本来就挺高的，因为名著可以重版，有的可以签非独家，过几年不用自己翻译又得一笔稿酬。

我们现在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但也不能完全随着市场走，难道不做品钦了，不做现当代了，只做名著公版书？译文和译林一样，做现当代，可能做了几十本有一本得了诺奖，稍微赚回来一点，但维护版权要投入大量成本，估计每天都在想卖得掉还是卖不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市面上也没有几家出版社在做现当代文学了。大部分出版社还是在做推理小说之类的，因为看见利润了。所以大幅度提高译者的稿酬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能违背市场规律。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黄昱宁：我比较积极地看待，在网上很多以前找不到的材料都能找到，但最好译者不要形成一种惰性，只查网络资料。基本的书“英汉”、“大汉”、“百科全书”要多翻，只有译者肯查，多查，常识性错误会少很多，所以译者要多有一些警觉意识，词汇的意义，基本的语法结构要时常翻翻词典，维基百科都有错的。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黄昱宁：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只有经过时间沉淀的词才会收进词典，所以我刚才说翻译也要跟当下的语言慢个半拍。翻译语言一定要跟原文“功能对等”，这是一个翻译术语，意思是，原文是特别高雅古意的，你也要这样高雅古意地翻译，fuck shit的你也要粗俗地对等。翻译中译者也有译者使用俗语的情况，我认为在可控制范围内可以的使用方言俗语，但一定不要滥用。

我也会用方言翻译，上海话有一个词叫“弹眼落睛”，这四个字很有表现力，从字面就可以理解这个词是特别夺人眼球的意思，因为它很有表现力，结合上下文也完全能懂，所以我才会用。但用之前我要想一想，它的鲜活和表现力能不能表达原文，能不能让读者一下子明白，不明白还是算了吧。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黄昱宁：这个要看你翻译的是什么，跟现实生活有关的可能就不太需要，科幻的，未来的大概就要创造，马爱农翻译《哈利波特》就创造了很多新的说法，最终的基础是原文，然后再考虑翻译是不是音形相似， 有没有照顾到照顾意思。

译作展示

《甜牙》麦克尤恩

黄昱宁：这部并不是麦克尤恩最新的作品，但它出现在我阅历丰富、文学观稳定以后，这是我理想中的小说应该有的样子，既不排斥戏剧性，又有后现代的意识，阐释空间很大，信息量很大。它不是普通意义的谍战小说，甚至是反谍战小说，谍战与文学的类型互相隐喻。所以小说实际上容量很大，包含很多的信息，远远超出二十万字。我喜欢信息量很大的东西，哪怕是短篇，也希望表达超出短篇结构的内容。所以翻这本的时候非常感同身受，有很强的情感代入。

《螺丝在拧紧》亨利·詹姆斯

黄昱宁：这我第一次向亨利·詹姆斯这样作家的致敬翻译，之前对詹姆斯这样的大师望而生畏。这本书看上去是古典小说，但有很强的现代性。它的信息量很大，不光是字面上的鬼故事或者哥特庄园传奇，有很多对人性深处的、多面的、幽暗的、邪恶的、不愿意触碰的地方的一层层揭示。我自己在家一个人翻译，会突然有点凉意、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整本书都不告诉你这里面是真的鬼还是假的鬼。我不喜欢甜的小说，我喜欢不断拷问到底的，触碰到人们不愿意碰的部分的小说。这本书的文字难度很大。詹姆斯的长句很有名，翻译的时候我既要考虑，切断它还是不是那个味道了，也要让中国读者看得懂一点，所以还要照顾到中国语法。翻译这本书时，我要尽力平衡。

《崩溃》菲茨杰拉德

黄昱宁：这是我和包慧怡合译的，她负责诗歌部分，我负责散文，难度超高，我里面放了很多注解，但现在也不敢百分百确定，如果有读者跟我来讨论，我也很高兴。这是本自传性散文，读懂这本，大家就知道《伟大的盖茨比》想说什么，里面有对爵士时代的定义，浮华时代的场面，还有很多当时的人名，以及非常微妙的说法，各种引经据典。同时我也要尽力把它翻译得合乎原文华丽的风格，还要找到这些已经消失的场面。菲茨杰拉德是出了名的语法和拼写有问题——他的思路和想象力太厉害了，语法束缚不住他的想象力，所以翻译非常非常难。我也相信我的翻译是有错的。 

黄昱宁：英语文学作品译者、随笔作家。1975年生于上海，199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播专业。1998年至今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现任文学编辑室主任。已发表译著过百万字，包括《撞上门的女人》《庭院中的女人》《空谷幽魂》《捕鼠器》《在切瑟尔海滩上》《追日》《甜牙》《螺丝在拧紧》等。著有随笔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