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汉学家开始聚焦中国文学作品的“走出去”问题。由于汉语博大精深、用法灵活，让汉学家们在翻译作品时倍感煎熬，却又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乐此不疲。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他山之石”究竟有没有“攻玉”之效呢?且看三位汉学家如何论述——

　　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当代作家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今年四月中旬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翻译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研究翻译的学者和法文，德文与日文译者，还有三位国际闻名的作家，以及对中文外译有兴趣的社会大众和媒体。在这个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据说引起不少争议，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些批评。之所以有争议，很可能是讲稿被断章取义，我的演讲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有鉴于在场的听众不是都听得懂，特地将讲稿翻译成中文，投射在屏幕上，有的记者就用手机拍下他们有兴趣的部分，隔日刊登出来，读者看不到完整的讲稿，不知道上下文的思维逻辑，难怪有人会不高兴，听说都传到台湾去了。因此我回美国后特地修改讲稿，借《文学报》的版面将我的想法仔细陈述，希望能与中国的读者共同切磋。

　　一

　　讨论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最近几年相当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所谓中国文学为何。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以及应该走出去的文学吗?那不一定。在场的诸位，想必有不少看过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等等，不算是严肃的文学。这三部曲翻译成许多国的语言，风靡世界各地的读者，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也引出几个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以此类型的通俗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该不该，能不能走出去?最近来自中国的谍战小说《解密》在英语国家受到报章杂志书评的注目，这类小说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第二个层面就是，何谓走出去?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么中国文学就已经走出去了，这其实有待商榷。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但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小说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有小众欢迎就满足了?有大批国(内)外读者，作者是否就成为通俗作家，是否就贬低了作家的才华和地位?

　　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现在言归正传。简单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两个要素：作家与其作品;翻译。

　　谈作家与作品的时候要先声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翻译小说的，而且，我关注的是“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中国所有的文学。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文学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也有高低起伏，方向很难预料，不过原因还是有轨迹可循，一如某一个评论所言：

　　中国作家写作一般缺乏纪律，书写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五百英里，因此写成的作品里常有前后不一致，与事实不合的错误，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和荒谬的情节等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确，由于作家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他们常常缺乏耐心，无法创造出比较宏伟和美好的作品。这类的问题属于写作态度方面，另外还有写作技巧或经验方面的缺憾。由于缺乏客观的角度或经验不够，作家看不到他们的小说的一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这个评论有些地方我还是挺同意的。之前我也写过，谈过我自己对中国当代小说“外销”的一些看法，不是要挑作家的毛病让他们“洗心革面”，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何中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度如此低落，并提供一些如何改善的意见。下面是我前年为《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写的自我访问：

　　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这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夏志清教授提起的一个现象，可以有助于说明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那就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信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关注中国国内的社会现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若因此忽略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很可能有不良效应。想要“认识中国”的西方读者自然就会偏爱这方面的作品，如厄普代克一般，把文学作品当作窗口来窥视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社会，把小说变成历史，但这类读者毕竟是小众，中国小说要走出去，必须要能吸引其他的读者。而且，希望能看到中国作家如何探索人类生存和生活状态的读者就不免要失望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得问问自己，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他们是否就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被当成社会文化教材来阅读?他们是否更愿意读者欣赏他们的艺术境界，并且得到共鸣?如果是后者，那么作家们就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追求，不能画地自限。

　　二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至少是那些翻译成外文而广受评论注意的小说)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批评的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家很少看得懂外文。比方说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可否认，他一定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通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大多是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我个人的看法是，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小说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有时的确会让看译文的读者却步，但长度本身不是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容的取舍。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仔细描述每一个大小人物的特征是否有助于叙述?不断岔开故事主要情节并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否有必要?是否更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我想，这个写作倾向或许跟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作家都是读这些章回体小说长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novel)，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novel)?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这些看法极具争议性，我猜想读者看了报纸后的负面反应可能跟我对《红楼梦》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缺点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作家也会有的，只是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度量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美国的评论家可没那么客气了，下面的例子来自《纽约时报》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

　　很明显的，如果有严谨的编辑过程，弗兰岑先生的小说便可获益匪浅。小说里有冗长的叙述不但远离主题，而且除了让作者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人得以发挥之外毫无用处。另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不少片段里强行闯入故事告诉读者他们正在目睹的情况或事件，实在很没有必要。一些过度戏剧化的部分给人一种妄自尊大的感觉……

　　当年“五四”时期的改革派文人提倡除去传统写作的影响，效果为时不长。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这关联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指控我宣扬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跟西方的novel之间还存在相异之处，中国作家写的是小说，但翻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来看待，用的是判断novel的标准，因此，中国的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学传统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

　　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读者日益减少的现在。因此，英文小说有不少出色的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如《白鲸记》的开头：Call　Me　Ishmael(管我叫依实麦尔吧)，或 《双城记》：“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较之下，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大部分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不是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把开头写得好像是学术著作的序文，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以上这些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可能让读者反感，因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的重点放在“想走出去”的作品。我想我们都同意不是每一本小说都能或都需要翻译成外文的。有些作品就是纯粹为国内的读者写的，能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就可。但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国境，就必须注意一些潜规则，才可能在翻译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后是否有中国小说可以成功地违反所有潜规则以及市场标准?很难说。但对大部分的小说而言，不管是在翻译后寻找出版社时，或是出版后面向读者介绍时，这些潜规则是不容违逆的。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我的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第一派，我称为纳博科夫派，他认为翻译的作品读起来就该让读者觉得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能让读者感觉好像是用他的语言写的。第二派是帕斯派，即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他的主张刚好相反。近年来翻译小说出版情况如此不乐观，我看只有勇气超人的翻译才敢遵循纳博科夫的原则，刻意尽量接近原文，让译本读起来生硬像外文。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某个作家说他的小说出版前，不仅请朋友帮读一遍，而且自己也会设法从读者的角度审视作品，常常抓出一些错误，有时是十分严重的毛病。但身为一部小说的作者，很难完全客观看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编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世界闻名的作家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外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外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我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我在自我访问里也提到过：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中国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很多人批评我和他人的翻译大都与编辑改动有关，他们认定是我做的，其实不是。

　　这么说，译者都不做改动了?当然不是。但是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或修正作者的错误或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责我连译带改，事实与指责的相差甚远。最近几年老有人说我的翻译是“creative　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这是褒词还是贬语，有几个中国朋友跟我说，是褒奖，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书里也都说明了，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这可能是某些法文译者看不懂中文或看到难翻的部分常常就删掉不翻的原因之一，因为出版社老板看不懂中文，删了也可能使译文读起来顺一些。我知道的就有一个中文小说的德文翻译得了一个大奖，但事实上那个德文翻译几乎是把整本小说重新改写。对中国文学和那个作家来说，是一大胜利，但是却牺牲了“信达雅”里的信，顺便附加一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信”的概念。不过这些都是特例，我所认识的翻译大部分是绝对敬业，值得信赖的专业翻译，他们都竭尽所能设法翻出忠于原著又好读甚至又有销路的译文。有人常常说，译者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最认真的读者，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我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和一点小意见。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我说的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我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我就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

　　(转自：文学报，译者：林丽君)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美国人距离唐朝不比中国人远

　　地道的美国人Stephen Owen，在前人研究积累最为深厚的唐诗领域攻城拔寨，从当年的学术新星成长为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中文名叫宇文所安。

　　30多年来，宇文所安的名气从学术圈走向大众。他对中国古典诗文富于魅力的解读和阐发，吸引了国内外一拨又一拨读者。年内，他独自完成的杜甫诗全译本将出版。这是足以载入西方汉学界史册的事件。他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华经典文库”翻译委员会，拟参考经典的“洛布丛书”，精选中国传统典籍英译出版推广。国内，三联书店去年推出了宇文所安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最近又精装再版了他的《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等7部重要专著。

　　一个“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当初是怎样迷上中国传统文学的?他解读唐诗有什么独到之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及未来走向持什么态度?近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身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他。

　　苦学文言文，预备一辈子赚不到钱

　　Stephen Owen直译应作“斯蒂芬·欧文”，他按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姓氏“宇文”，并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宇文所安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14岁那年他在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读到《白驹》集中李贺的《苏小小墓》一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一下子迷住了宇文所安。

　　1972年他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977年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初唐诗》。1992年至今，他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出版《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晚唐诗》等专著十多部。

　　与许多外国人一样，宇文所安学汉语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先掌握字形规律，再过语法关，再打通中国历史文化。读唐诗，一般中国人止步于《唐诗三百首》，而宇文读的是全唐诗，数万首。“弄懂那些藏在字背后的意思，需要投入一辈子精力和智慧”。如今的他能讲一口流利但洋味很足的中文，能写一手繁体汉字。

　　“我初学中国文言文，是在耶鲁本科，19岁。当时除我之外没有其他本科生学古汉语。20世纪60年代冷战正酣，美国连学习现代汉语的人都很少。”宇文所安深知，攻读不具实用价值的文学专业，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一个赚钱的工作，“不过，我觉得人生更糟糕的事情是，一辈子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如今，宇文所安不但取得了自立，日子还过得不错。“侥幸，纯属侥幸。”年近古稀的他用中式幽默自嘲。

　　他比很多中国人更懂唐诗意境

　　“唐诗之美，胜在意境。”这是宇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意境”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受母语浸染的人也许不用说就能明白，而对于“异乡人”怎么说都是对牛弹琴。这个规律在宇文身上几乎失效。他比很多中国人更理解唐诗的意境。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名气很大，但是其诗意何在?没有值得注意的词句，看不到动人的形象，描写方式也谈不上新奇，不但外国读者不解，就是中国人大多也觉得过于平常，搞不懂千百年来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

　　这种现象激发了宇文所安的兴趣，他在《追忆》一书中详加解说。他觉得，这诗妙就妙在使用的全是“寻常”手法和意象，交织出“异乎寻常”的记忆与心境：正是“那些看似轻纱而徒有遮盖作用的语句”，增强了它们所掩盖的东西的诱惑力。

　　宇文所安品诗著文，很少对所谓脍炙人口的名诗特别下工夫，每首中国诗在他眼里都是新鲜的。“请你告诉我，哪首是名篇?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他喜欢以提问的方式作答，“王维的《鹿柴》和《竹里馆》很美，但在唐朝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一直到明朝李攀龙将它们选入诗集，后又选入《唐诗三百首》，才广为人知。”

　　坚持独立品位，笔锋独到，宇文所安对唐诗的阐发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充满了神秘而亲切的疏离感。

　　东方西方越来越像

　　宇文所安博览群书，对现当代文学也涉猎颇广，特别喜欢读中国当代诗人于坚的诗，也喜欢当代小说。他自称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物：在美国有人认为他最了解中国，能代表中国，而在中国人眼里他无疑却是西方的代表。“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是，西方越来越像东方，东方也越来越像西方。差异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大，那么不可逾越。”

　　他认为全球化大潮下，人类文明融合的趋势正不可阻挡。对此他很有庄子顺应自然的心态，又有孔子的积极入世。他深信，对文化传统的真正保护，不是真要将其“保护”隔离起来，藏到博物馆里，而是要允许它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改变、转型。“没错，我们本国当下的文化可能会发生改变或已经变了，但我们要努力让它的魂魄活下去。”

　　如今跟随宇文研究汉学的学生中，部分是中国留学生，部分是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裔，还有些是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学生。宇文常跟弟子们说，学不好中文而去研究汉学是件丢脸的事。“不要怕犯错，我们必须从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宇文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表明，中国的古诗爱好者遍布世界。事实上他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让唐诗从中国走向世界。

　　爱屋及乌

　　此次专访得以顺利进行，多亏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女士，我们之间的邮件往来完全以她为中介。她是一个中国人，1971年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宇文所安是她的导师。

　　关于他们的结合，流传着一段佳话：田晓菲即将毕业那年，宇文所安邀她去登山旅游，途中慌张向她表达了爱意。但田晓菲只顾大步往下走，根本没听清他的话，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下山后，宇文所安实在按捺不住，拦住田晓菲，问她为什么不理睬他。田晓菲一听乐了，原来他那些结结巴巴的话，包含了人生重大的意义。

　　不过即使话说清楚了，田晓菲仍有些犹豫，当时她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热烈追求者。宇文所安并不气馁，学者出身的他利用数学工具分析自己和情敌的优劣。在长时间的徘徊之后，田晓菲终于被冷静、诚实、富于中国文化魅力的宇文所安打动。1999年元旦，他们在纽约举行婚礼，婚后两人携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有意思的是，当今世界汉学研究的三巨头——马悦然、顾彬和宇文所安，娶的均是中国太太。

　　让古诗“活过来”

　　记者：这些年，中国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学者们上电视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这可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别的地方确实很少看到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工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很多中国人觉得，现代诗不如唐诗好，你怎么看?

　　宇文所安：中国有个说法，一刀切。当然不能这样。现代诗也有好诗，古典诗也有不好的诗。关键是要读好诗。现代诗到未来，也会成为古诗。能够流传的就是经典。当然，中国人用现代语言写诗的历史不长，手法技巧还要钻研总结提炼，好诗推广也还要下工夫。

　　记者：只一百年左右的时光，有些人觉得古典诗像老古董了。依你看，古诗对今人还有什么意义?

　　宇文所安：今天的时代，离古典诗的时代其实并不遥远。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研究者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仍可以是他们生活的部分。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一度沉睡的古典文学活起来，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不要给诗人排座次

　　记者：唐诗谁排第一，李白还是杜甫，是有趣的问题。你赞同给诗人排座次吗?

　　宇文所安：我不是很认同，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我非常喜欢王维，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

　　记者：能否举例谈谈，你如何读王维的诗?

　　宇文所安：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你得去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读上一两百首，会发现所有诗人写到寺庙时都谈到了寺庙的建筑、壁画什么的，以激起你向佛的心理。你再看王维，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如果不看那两百首，你就不明白王维的妙处。

　　记者：古典诗歌在多重翻译之后会失真吗?你怎么确保自己“恰如其分”地把握你开辟的题材?

　　宇文所安：很多东西可以在翻译中流失，但是要知道，很多东西也在语言本身的发展演变中流失。后一种情况存在于英语、汉语和所有的语言。

　　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当一个人在用自己的母语阅读本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时，他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可以直接理解那些作品。翻译可以在很多方面失败，但是一个好的翻译者，会恰恰因为是和一门外语打交道，而格外努力地探求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词在其原始语境里的意义和“味道”，而不是它在一个现代读者眼中的意义和“味道”。

　　中国古典文学并非中国独家所有

　　记者：你说过，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更多一点了解与和谐。唐诗真能有这大的作用吗?

　　宇文所安：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记者：有没有人认为美国人读唐诗会把诗读歪了?

　　宇文所安：的确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西方人怎么做得到真正理解中国古诗?他们还举例子，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意境?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这种问题很没有意思。

　　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如果你一定要把持着，强调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这种态度是有害的。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比起中国学者，自己的劣势更大些?

　　宇文所安：我倒没这么想过。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跟我一样，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人们其实有一个幻觉，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单一的“大团结”式的理解，以为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答案。其实并不存在。

　　一个文化传统要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而中国古代文学仅仅属于古代，由中国所独家拥有。这是一个陷阱。

　　(转自：长江日报，记者：刘功虎)

　　诺奖评委马悦然:中国文学翻译滞后阻碍中国文化传播

　　瑞典知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教授马悦然近日在伦敦政经中国发展论坛上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的认知度较低，主要归结于翻译的滞后和出版商的不重视，而这阻碍了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作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论坛上系统回顾中国古典文学，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时分析当前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出现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成熟要早于西方国家，精彩纷呈如同璀璨星河，但在世界文学界的认知度较低，主要原因是翻译工作的滞后，以及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著作的不重视。这同时阻碍了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他认为，从他个人经验而言，只要译者真心热爱这项工作，翻译文学著作并非艰巨的工程。翻译更像是一份手工艺，译者需要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忠实于文本，而不强加自身观点。但目前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强赋新词、自琢新解，甚至有断章取义和扭曲原意的做法。

　　马悦然呼吁文学界加强对世界文学的翻译工作，因为无优秀译著便无世界文学，更无经典名著。他说：“我的希望是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出色文学作品译著，而且这不仅限于现当代文学著作，还包括历史上重要的大师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