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当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实，若再进一步说，小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至于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已有精要概括：“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概括一点说，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历史上尽管也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有矛盾和斗争，但主流和总体态势，是各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上长期相互学习和借鉴，沟通和交流，进而在各自的发展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生动印证文化通过共享获得繁荣进步的普遍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道路的基本样貌。在世界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频仍的今天，中国文化道路的反思和总结，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渊源了。在观念信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管理智慧、军事思想、艺术创造、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充分地彼此借鉴和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气度。举个很久以前的例子，成书于北魏末年(533—544年)的世界农学史上最早专著之一的《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有学者总结说，其中至少记录了少数民族在育种和引种方面、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方面，以及饮食文化方面，对中原文明曾作出很大贡献。

　　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中华文学(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呢?

　　它们首先是各民族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进行艺术把握和表达的成果。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不同于汉民族生活场景的各具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出现了描摹和歌颂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绿洲农业文化、高原农业文化等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就不仅有皇上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军阀和士兵、工人和农人，还有牧人、猎人、渔人，有可汗和巴依老爷，有土司和奴隶、毕摩和东郎等。

　　从文学样式说，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就在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之外，增添了“三大史诗”和以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主要类型的南方史诗群;增添了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中国文学家的长廊中，在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龚自珍、鲁迅、巴金等之外，还有仓央嘉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耶律楚材、萨都剌、尹湛纳希、哈斯宝、老舍等，有伟大的口头诗人琶杰、康朗英、扎巴、朱乃等。

　　在浩如烟海的汉族文学经典作品之外，还有《越人歌》《白狼王歌》《敕勒歌》《福乐智慧》《蒙古秘史》《萨迦格言》《米拉日巴十万道歌集》《一层楼》等文人创作，也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勒俄》《厘俸》《布洛陀》《黑白战争》《召树屯》《珠郞娘美》《仰阿莎》《艾里甫和赛乃姆》《萨丽哈与萨曼》《少郎和岱夫》《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阿诗玛》《嘎达梅林》等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经典。

　　诚然，由于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不足十个(虽然拥有文字的民族超过20个)，而中国境内的语言有130种——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晚近调查统计。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实际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影响很大的各类作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提供了极为鲜活的材料和极大的阐释空间。此处仅以数例稍事说明。譬如，一个民族的文学从民间口传文学向文人书面文学发展的过程，究竟有哪些规律应当认识和总结?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许多观察和分析无从进行了。可是在少数民族这里，就在20世纪，不少民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代作家。这就为研究文学从口传向书面的演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再如，众所周知，在中外文学发展历程中，都先后出现过文史不分、文艺不分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想要实地调查和切近研究这种现象，就很不容易了。可是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而言，这简直不成问题。他们随处都能见到一个大型口头叙事，里面有关于创世的推演，关于迁徙的记忆，以及关于英雄的颂歌，如《亚鲁王》。也很容易看到，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场面，如“目瑙纵歌”，就同时是景颇族的历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音乐、舞蹈艺术等的大型综合性叙述和表演。又如，以民间文艺家的类型而言，世界上罕有像藏族格萨尔艺人这样在一个口头艺术样式里集中如此不同传承者类型的事例——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等。对他们各不相同的传承方式进行精细研究，一定会有十分有趣的发现。于是，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就会形成更为宏阔的关于文学的理解。假若看到一段青藏高原上的集体舞蹈，被告知这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叙事，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看到贵州麻山的东郎给躺在棺材中的逝者吟唱《亚鲁王》，他们也不会因为接受美学的范式被颠覆而不知所措;看到蒙古高原上的某个语言大师在即兴演述时随兴致抻长或压缩故事时，他们也不会因为教科书上关于文学叙事样式的长度界定而困惑;在四川凉山观察一段以仪式为框架的艺术叙事时，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于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知道还有其他尺度在规范着演述;他们更不会找到一个著名口头诗人，记录一次故事演述，就宣称已经掌握了某个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的材料，不过是“一次”记录，这个记录文本可能就是一个被意兴阑珊的歌手大大压缩了的故事样本，不足以体现那个故事的全貌。总之，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以其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构成了文学大花园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景象。虽然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但到今天为止，还远说不上已经全面掌握了资料。沟通交流的屏障、语言文化的屏障，观念认识的屏障，都大大减缓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步伐。至于立足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则刚刚冒头。精彩的、立足于这些鲜活材料的、能够极大地修正，乃至颠覆既有文学观念的研究，还在蓄势待发。至于随着新技术的大量运用，把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最具魅力的部分以创新的思维、合于时代情怀的手段呈现出来，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和供人欣赏的精品，还只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是人类艺术创造能力的生动见证。我们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活动，抱有崇高的敬意。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样板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我们应当格外珍视和保护才是。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下，维护人类和平，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对话、尊重和欣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欣赏和共享，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