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友兰：经典的通俗化——论《论语》当代英译走向民间之良策-人物访谈-译界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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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友兰：经典的通俗化——论《论语》当代英译走向民间之良策

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作者：陶友兰

2020-08-26

陶友兰教授讲座中与学生互动

本文原载于香港《翻译季刊》

2015年第77期第1-25页

转自“复旦谈译录”，特此致谢！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著作。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作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1]林语堂为此在20世纪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可见儒家的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是通俗化很强的一部书。

同时，《论语》又是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距今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若干断片的集合体。要正确理解全文，需要“字音词义、语法规则、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证”。[2]《论语》虽然篇幅不长，实际上其哲学内涵精微深奥，概念复杂，语义多歧，以致历来注疏众多，莫衷一是。海外学者郑文君[3]曾说，古汉语典籍中没有任何别的文本（可能除了《易经》之外）能像《论语》这样如此一贯地对我们的创造性诠释能力提出挑战，以至于理解文本的重担从作者转到了读者的身上。

对于这样一部融通俗和经典于一体的著作，该如何翻译呢？从《论语》三百多年的英译历史看来，海外译者中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译成学术型著作，面向专业读者。这类译文注重考证原文的义理辞章，尽量贴近原文的解释，注重译出中国哲学著作的内涵，如理雅各、韦利、刘殿爵、黄继忠、程石泉、安乐哲、白氏夫妇等译者都在追求再现《论语》的哲学本原。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译成通俗性著作，面向普通读者，意在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华文化，传播东方智慧，如林语堂（节译）、李祥甫、道森、华兹生、亨顿、庞德、魏鲁男、森舸澜等译者通过各种翻译策略，还原《论语》通俗易懂的一面，让英语读者读起来亲切并引起共鸣。

陶友兰教授与白氏夫妇

对于经典著作如《论语》的翻译，何刚强教授曾如是说：

我们不能为翻译而翻译，不能陶醉于把中国典籍变成了外文而满足。依我的观点看，现在我们大规模翻译这类著作，好像主要面向西方的学术界、国外的汉学家或相关研究机构，没有考虑欧美广大普通的读者群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普通的读者群对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得很少。面向他们，我们进行翻译工作需要在选题上、内容上，尤其在翻译的策略上进行周到的谋划。我认为，这类翻译应当深入浅出，以普及性的文字与风格出现，尽量让广大的读者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再有文化魅力的作品，如果不看宣传对象，一味“死心眼”地翻译，表面上煌煌巨册，实际上可能“和（读）者盖寡”[4]。

本文也认为，典籍英译如果要走出国门，还是要面对那些对中华文化不是很了解的普通读者。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要让外国人理解、接受、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容易的。潘文国教授提出，“在典籍英译过程中一定要研究读者，研究读者心理，要研究怎样用他们最认可的方式、接受他们最需要，当然同时也是我们认为最值得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不要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做完了束之高阁，到头来只能自我欣赏、自我陶醉”[5]。译文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服务于译文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试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对某种产品，不管理论上认为它有多好，也不管它陈列时显得有多美观，如果反应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6]因此，要照顾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品味和阅读能力，《论语》英译除学术型取向外，还应有第二种倾向，即走通俗化道路。

经典通俗化的翻译策略

为了发挥经典的文化与教化作用，中国古代历来注重对于经典解释过程中的通俗化。过去有所谓蒙学，就是将经典普及化，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循吏与良吏，都非常重视用儒家经典教化百姓，风化地方。所以，对于《论语》的解读，也可以将其通俗化，体现其实践理性的丰富内涵。

对中华典籍的英译是一种跨文化解读。“中华文化属于一种世俗文化，四书五经都是教人立身行事之类，兼具学术与意识形态、宗教教化的性质，倡导的是知行合一的人格，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为不同。”[7]所以，在英译典籍的过程中，也应发挥原文本的功能，使《论语》通俗化的一面在英语世界里得到再现和传播。

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在悟性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论语》正体现出这样的境界。因此，解说经典不妨深入浅出，但必须有着深湛的人生阅历与丰富的学识方能臻于此境”[8]。经典通俗化不等于经典庸俗化、世俗化，需要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进行精心解读，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纵观《论语》英译的三十多个译本，我们发现让《论语》英译本走向民间可通过以下“六化”策略:口语化，语境化，本土化，故事化，时代化，多媒体化。

口语化

《论语》成书于战国时代，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使用的语言在当时基本上属于口语，“是把当时流行的‘雅言’、群众的口语和前人的书面语三者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一种新风格语言。这种语言的一大特色就是通俗化、口语化”[9]。因此，英译《论语》首要注重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英语来翻译，正如华兹生在其译本的前言中所写: “译文的语言并不是为了反映原文的古代特色，而是采用了口语式英语，即如果这些对话发生在今天所用的那种语言。”[10]因此，他的译本简约通俗，富有口语色彩。例如:

1.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

The Master said of Zijian, A real gentleman, this one![11]（36）

华兹生用“real gentleman, this one!”来译“君子哉若人”，真是形神兼备，既译出了原文赞叹的语气，很口语化，又和原文的语序、形式保持了高度一致，看似简单，实则体现了译者拿捏语言的娴熟和用心。试比较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文是: He is truly an exemplary person! [12]

口语化还表现在使用简短易懂的句型，干净利索地传达原文语气。例如利斯的译文：

2.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The Master said: "I can talk all day to Yan Hui—he never raises any objection, he looks stupid. Yet, observe him when he is on his own: his actions fully reflect what he learned. Oh no, Hui is not stupid! "[13]

该译文基本上是顺着原文的顺序翻译的，句式简短，娓娓道来。中间加了一个“yet”，表明前后的转折关系。特别是加了一个口语化的表达“Oh no”，加强了语气，突出了孔子对自己前面猜测的否定，对颜回的表现感到惊喜。

“口语化”不等于简单化，而是用简洁、自然的字眼，恰如其分地译出口语化的特色，就像是孔子或其弟子在说话，通俗易懂，易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庞德的译本[14]也有这种体现。“庞德非常在意将《论语》中的许多的词汇表达做了通俗化的加工，使译文让人一读就懂。”[15]例如：

3.子曰: “道千乘之国，敬享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He said: "To keep things going in a state of ten thousand cars: respect what you do and keep your word, keep accurate accounts and be friendly to others, employ the people in season. "（34 words）

这一节译得干净利落，特别是“道千乘之国”以“keep things going in state of ten thousand cars”这样的方式来对应，显得很地道、别致，把一个“道”字译得深入浅出，而且语序和原文一致，读起来朗朗上口。

由此可以看出，“口语化”对译者语言的要求很高，“以学者的态度深入钻研原文，而出之以浅易的英文，达到通俗易晓的效果”[16]。

语境化

由于《论语》文本具有模糊性，所以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需要译者担负起解释的责任，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和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一些没有上下文语句的含义。例如：

4.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The Master said: "the drinking vessel is no longer drinking vessel. Drinking vessel! Drinking vessel! "[17]

此处如果不加注释，就是一般的中文读者都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用说英语读者了，更是一头雾水。李祥甫（David H.Li）的译文就提供了详细的注释，提到“觚”有两个用途，一是喝酒用的仪器，二是限定饮酒的酒量。按照“礼”的要求，一般只能喝一杯，不可多喝。觚是一种有角的酒杯，有人为了扩大酒杯的容量，就把觚上的角去掉了，把四边向外弯，把长方形的容器变成了椭圆形。这种变形，尤其是实行变形的原因，让孔子悲叹“酒杯不再是酒杯了”。再往深处考察，孔子看到了更严重的现实：沉溺于饮酒只不过是个现象，真正让人担忧的是人们对“礼”不再尊重。所以，这里的“觚”是个委婉语，孔子真正悲叹的是“礼啊！礼啊！”而安乐哲和罗斯文的译文没有任何注释，只是将“觚”加了个解释性说明，译文是: The Master said, "A gu ritual drinking vessel that is not a gu ritual drinking vessel—a gu indeed! A gu indeed! "[18]

《论语》中除了这些具有特别含义的具体事物以外，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也需要译文补充语境，才能让读者明白。再看一例：

5.子曰:“其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The Master said: "Oh! I am getting old. I have not dreamed of Duke Zhou for a long time. "[19]

原文中“周公”是第一次在《论语》中出现，如果不加注释，会让读者感到迷惑。李祥甫的注释中指出，周公即周公旦，是西周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主要制作者，是鲁国的始祖，为鲁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是孔子所崇尚的古代圣贤之一。孔子一直以周公之道为理想，“梦见周公”喻指他想如同周公对周朝那样，为鲁国的文化繁荣做出自己的努力。上引“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是指孔子估计实现自己抱负的可能性很小而发出的慨叹。这样的注释，可以让读者在了解周公这个人物的同时，也能明白孔子的说话智慧和向先贤看齐的做人态度。

上述注释都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补充信息，让读者能够领会原文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同时帮助读者梳理阅读思路，提醒他们要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解《论语》。必要时，还要对原文中含而不宣的言外之意或委婉语表述进行引申解释。例如，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对孔子在这里的回答，詹林斯的译文是，“You are receptacle. One for high and sacred use. ”[20]。在注释5.3中，译者指出“瑚琏”是一种用于皇家祭祀的贵重器皿，而孔子这种隐喻的答案，既含有褒扬之义，又不容弟子自恃完美。经过译者这样的解释，使得一些看似不知所云的表述，意义变得明晰，增强可读性。

本土化

跨文化传播的适应原理认为，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必须能够适应另一文化的特点。如果缺乏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顺利进行，甚至出现失败。马莱茨克传播模式[21]认为，传播过程中不仅有背景、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也有信息内容和媒介形式等产生的约束，还有对接受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对传播者形象的接受程度。

如果传播者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就可以选取适宜的信息内容，选择恰当的媒介形式，把传播内容最大限度地传播给受众。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华成功传教的实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入乡随俗”的“本土化”策略很重要。[22]这一策略主要是对两种文化中的“异质”进行适当变通，以译入语读者熟悉或者能够接受的形式，传播原文化信息。在《论语》英译过程中，很多译者都采用了这种策略，对跨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汉学家的利斯，对一些具有鲜明中国古代文化特色，且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事物，就采用了西方的概念对应了中国特色的事物，然后在注释中进一步说明翻译策略并补充信息，有助于扫除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同时又消除了其陌生感，达到促进儒学传播、提升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例如:

6.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Whenever the Master saw someone in mourning, or in ceremonial dress, or when he saw a blind man, even one younger than he was, he always stood up, or respectfully moved aside.[23]

原文里讲到古代中国文化里表示尊敬的方式，就是在经过别人身边时，快走几步，以示敬意。在利斯的译文里，他把这种尊敬的方式归化为“很尊敬地让到一旁”，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礼仪，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虽然西方读者可能失去了了解中国古代表示尊敬的方式，但是不影响他们理解孔子的谦虚和为人恭敬的品德。

7.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这句是讲孔子非常尊敬祖先，即使吃的是糙米饭小菜汤，吃之前也要从中拿出来一些，放在食器之间，祭最初发明饮食的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祭祀的一种方式，表示后人不忘祖先之恩。例如刘殿爵先生的译文就完全保留了这些因素，但是西方读者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利斯则将其改头换面，用了基督教中的饭前祷告（pray）祝谢的方式来翻译，感谢上帝的施予和恩典。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是传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英文读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当然这也有可能让他们误认为中国古人饭前也会有祷告这一习惯。

However coarse the fare, one should pray before every meal, and pray devoutly(46).

Even when a meal consisted only of coarse rice and vegetable broth, he invariably made an offering from them and invariably did so solemnly.[24]

“本土化”策略最根本的是发挥“移情”作用，帮助读者理解译文，表现在与译入语读者三个方面的“靠近”：在符号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上与他们的相近，心理上与他们能够形成某种契合。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本土化”策略体现在翻译实践中，首先是语言本土化，因为从信息接受的角度说，人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感知力，所以，如果译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译出的语言容易为本族人所理解和接受。其次就是本土化的内容，例如利斯的译本受欢迎，还因为“利斯喜欢借题发挥，阐述如今中国通俗文化和社会文化中仍然流行的那些理念”[25]，例如通识教育、科技与文化、修身养性、交友之道、家庭亲情和爱国之情、孝顺长辈、上下级之间关系等等。而这些问题在英语文化国家同样存在，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三就是本土化的用人，即《论语》译者最好是在异域文化中生活，“言传身教”地传播中华文化，并且能起“意见领袖”的作用，如知名的汉学家、海外有影响的华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们翻译的《论语》译本可能传播的效果会更好，更有说服力。现有的译本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本土化”策略，“应该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努力让本土读者感觉《论语》的晓畅易懂”[26]。

但是，“本土化”策略的运用要有度。它适合在“异域文化引入期”使用，即在两种文化刚开始接触，彼此不是很了解时，译者首先是为了引导译入语读者了解异域文化，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消除原文化的“陌生感”。这可能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因为异质文化的传播都是沿文化的迎合、文化的冲突与协调、文化的适应、文化的对话和文化的汇通五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推进的范式[27]。

故事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赢得了国际读者的认可。据中国网报导，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介绍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的《中国读本》一书，译成英文后，在海外的发行非常成功。[28]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进行翻译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再加工，再创作，用西方的语言，按西方人喜欢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

吴国珍的《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2012年5月问世，国家汉办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得出了“准确、简练、通俗、地道”的结论，认为其内容易为外国读者理解，将之列入孔子学院赠书书目。这个译注本的最大特点是有丰富的史料可供学术研究参考，更因其中无数动人的小故事而成为一本有趣的读物，任何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学员都能轻松阅读。

这几个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论语》英译过程中，某些内容可以故事化，加强趣味性。但文化生活化，故事是中国的，讲故事的方式是应该国际化的，所以要注意怎样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中国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吸引异域读者。

例如，森舸澜（E. Slingerland）翻译《论语》时就很灵活，“他通过征引典故的做法，将原文思想化抽象为具体、变单调为丰富，既挑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帮助读者理解和感悟儒家思想”[29]。例如：

8.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The Master said, "The gentleman harmonizes（he和）, and does not merely agree（tong同）. The petty person agrees, but he does not harmonize. "[30]

注释中引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The best commentary on this passage is a story from the Zuo Commentary: The Marquis of Qi had returned from a hunt, and was being attended by Master Yan at the Chuan pavilion when Ran Qiu came galloping up to them at full speed. The Marquis remarked, "It is only Ran Qiu who harmonizes(he) with me! " Master Yan replied, "Certainly Ran Qiu agrees(tong) with you, but how can you say that he harmonizes with you? " The Marquis asked,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agreeing and harmonizing?＂ Master Yan answered, "There is a difference. Harmonizing is like cooking soup. You have water, fire, vinegar pickle, salt, and plums with which to cook fish and meat. You heat it by means of firewood, and then the cook harmonizes the ingredients, balancing the various flavors, strengthening the taste of whatever is lacking and moderating the taste of whatever is excessive. Then the gentleman eats it, and it serves to relax his hea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rd and minister is just like this. If in what the lord declares to be acceptabl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right, the minister submits to him that it is not right, and in this way what the lord declares acceptable is made perfect. If in what the lord declares to be wrong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in fact, acceptable, the minister submits to him that it is acceptable, and in this way the inappropriate aspects of what the lord declares wrong are discarded. In this way, government is perfected, with no infringement upon what is right, and the common people are rendered free of contentiousness... (An extended musical metaphor follows, where different notes are brought together and harmonized to please the heart of the gentleman.) now, Ran Qiu is not like this. What his lord declares acceptable, he also declares acceptable; what his lord declares wrong, he also declares wrong. This is like trying to season water with more water—who would be willing to eat it? It is like playing nothing but a single note on your zither—who would want to listen to it? This is why it is not acceptable for a minister to merely agree. ”

For the danger caused to a state by a minister who merely agrees, also see 13.15.

上例的评论篇幅较长，除了告诉读者惟命是从的大臣之于国邦的危害可参见13.15外，为了帮助普通英语读者理解原文抽象的含义，整个评论主要在引述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的一个故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从表面上看，译者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写一个故事多少让人费解；其实引述这个故事确实能够帮助普通英语读者理解原文抽象的含义，颇有合理之处。经过查证发现，即便国内学者如刘宝楠（《论语正义》）、钱书（《管锥篇》）等在探讨“和而不同”的思想时，也都几近完整地引鉴晏婴之喻论“和”与“同”的故事。

还有李祥甫的译本，他设想的读者是美籍青年华人，他们对中华文化知识了解不会很多很深，所以译者为他们计，不遗余力地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专门进行脚注的人物有尧、舜、禹、管仲、晏平仲、伯夷、叔齐、左丘明、周公、泰伯、后羿、侯稷、微生亩、柳下惠、公子纠、比干、南子等。对这些人物的介绍，还配有一些古闻逸事，如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后羿射日、比干因上谏而被剜心等。这些历史与人物传说的知识给读者带来一些遐想，颇能激起青年读者的兴趣。

上述讲的是在文的注释里插入故事。还有一种办法是像《圣经故事》那样，专门编译《论语故事》，让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深入理解《论语》精髓。同时，大量生动的历史故事可以开阔读者的历史视野，勾起异域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心。国内的《论语故事》大都是给青少年读的，有的配有拼音和图画，浅显易懂。但是日本的著名教育家与作家下村湖人却很好地演绎了《论语故事》。他精研《论语》，以《论语》章句为骨架，悉心揣摩，以丰富的想象、精妙的语言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笔触结撰成一篇篇活泼生动、发人深省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现了两千五百年前孔门师生的音容笑貌、气质精神。全书有夫子言志、子入大庙、宰予昼寝、冉求自限、犁子之子、瑚琏之器、夫子击磬、天之木铎等28个故事。该《论语故事》在日本已被公认为日本汉学的经典文献，公元2000年被译为中文后，在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地区亦多次再版，引起广大读者重重无尽的心灵震撼。而国内图书市场上目前还没有英语版的《论语故事》，值得所有《论语》研究者和译者深思。

时代化

阅读经典，意味着站在今天的角度对经典的重释，以释放出经典所蕴藏的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解读经典，就是让经典中的智慧指导当前充满矛盾的现实，让读者吸取切合当今社会需要的重要道德理念和思想精华。从事汉学研究长达30年的汉学家利斯，在英译《论语》时就赋予了《论语》以现代性，他首要是针对非专业人士——那些希望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而又不能直接阅读原著的读者。他没有将《论语》看成是经典著作，而是作为现代作品来欣赏。他“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xvii）。

利斯的译本是被广泛誉为质量较高的一个版本。美国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指出利斯的翻译清晰而优美，目的是使《论语》既成为不朽之作，也对解决我们当前困境有着现实的意义。[31]利斯为了体现《论语》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其翻译加入了主观诠释。法国汉学家程艾蓝[32]也积极肯定了利斯的《论语》译本采取的近现代视角解读，评说他的译文风格简练，采取近似翻译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精确、忠实的译法，有时对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细节进行改动，或者让意思变得相对模糊。中国学者杨平（2011）评论说利斯采取的是一种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翻译原则，他强调《论语》的现代性，目的在于用孔子学说疗治西方社会的弊病或补救西方社会的缺陷，强调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和普遍价值。[33]

9.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Zixia said: "Leisure from politics should be devoted to learning. Leisure from learning should be devoted to politics.（96）"

根据杨伯峻的解释，此处的原文意思是“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大部分译文都是根据这个解释来翻译的。但是利斯在注释里却做出另一番解释:“优”一般被解释为“余力（left-over-energy），其实用“leisure”来翻译更合适，因为这个词有语文学和哲学上的渊源。“优”这一概念和古希腊词语 schole相似，用来描述一个人属于他自己时的状态，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古希腊词语 schole不仅指休息、休闲，而且还指如何利用闲暇研究，学习，甚至延伸到学习研究的书房或是学校。英语单词就是 school从schole派生出来的。）根据孔子的见解，政治和文化是闲暇的产物，所以作为独自拥有自由时间的君子应该承担起责任：从政和学习。古希腊也有同样的理念，如在柏拉图一次对话中，苏格拉底就问道：“我们是奴隶，还是拥有闲暇？”[34]英国古典主义学家伯纳德·劳克斯也评论道:“闲是被看作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也是自由人的特征。正如一句希腊谚语所说，‘奴隶，没有闲暇—这就是其定义”。在欧洲文化中，也有对闲暇的积极论述。例如赛缪尔·约翰森就说，“所有的知识上的进步都源自闲暇”。尼采就曾撰文大肆批评由于美国的影响破坏了欧洲“优雅的闲暇（civilized leisure）”。[35]

由此，利斯感叹今天的社会，一方面有人诅咒大规模的失业带来的强制性“闲暇”，另一方面，教育精英们在抱怨白己受制于无休止的工作，其人文职业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挣钱机器。从这句译文和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斯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把孔子思想与当今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教育和借鉴意义。

利斯的英译本最大特色就是用词简练、句型简洁，文体清新易懂，旨在通俗性、大众化，像是孔子站在读者的身边娓娓道来，“这是一个大家的孔子”[36]。郑文君评价说，利斯在英语读者和译文之间创造了一种默契，让读者在共同的人性基础之上和书中的人物相遇。同时，在注释里，把孔子和西方的思想家、作家、警言作者放在一起，谈古论今，用他们的话来阐述同样深刻的道理，这样，利斯也让西方的传统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和孔子相逢。因此，该译本较好地沟通了读者和译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据百度搜索统计，《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简体中文版累计销量已达600余万册，多次再版，已被译为30余种文字在各国发行，目前外文版销量已达40万册。这虽不是正宗的《论语》，但足以说明《论语》如果与现实联系起来，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巨大无比。

多媒体化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使得纸质书本已跟不上读者的要求，需要电子化、网络化。据统计，现在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个新网络与互联网相连，每过一个月就有100万的网络用户加盟。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几乎就可以同时被世界各地的网民所接受。因此，翻译作品，如同一件社会产品，也应该多媒体化，进入网络传播时代。

网络传播模式主要有：在线信息，网络出版物，专题网站。有三大特点:（1）以用户为本的网络出版形式拉近了读者与刊物之间的距离，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2）通过“自由网版”吸引了大量读者，增加了访问量，进一步扩大了影响；（3）网络出版使受众自由度增强，是受众参与科学传播的主动性和个性增强的体现。《论语》英译本也可以采取以上三种形式进行制作和传播，以便更多的读者能够知晓《论语》，进而阅读并欣赏《论语》，最终接受或认同中华文化理念。

根据网络统计，赖发洛《论语》英译传播媒介最多唯一同时拥有纸质、 Kindle版、 iBooks版、 AudioBooks版，三种电子版为其带来了任何译本无可比拟的读者规模，其受众均以欧美人群为主，达到了传播《论语》精髓的目的。所以，从翻译的传播模式和受众角度出发，新时代《论语》译本可以多模态推广，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1）译本电子版：译本由纸质版变成电子版是很容易的，只要解决版权问题，理论上讲电子版会更畅销，因为便于读者携带和阅读（2）译本网络版：很多《论语》译本都可以从网上下载阅读，如柯大卫、鸿铭、莱尔、苏慧廉、森舸澜、缪勒等的译本。（3）译本视频化:模仿《百家讲坛》，给外国人开设《论语》英译频道，在不同时间段对不同受众解说翻译。（4）译本漫画版:据强晓统计，目前已出版四本漫画版《论语》，如1997年，新加坡ASTAPAC BOOKS出版社出版了多人合作完成的《论语》漫画英译本 The Complete Analects of Confucius[37]；2005年，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和美国学者布莱恩·波路亚（Brian Bruya）合作的《论语》漫画英译本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由现代出版社在中国和海外同步出版；2008年，画家及独立撰稿人周春才和保罗·怀特（ Paul White）合作的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the Analects由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出版；2010年，该书又由 Long River Press在美国出版。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2011年也组织编写了《漫画（论语〉全译本》一书。（5）译本影视版/动画片：从电影《花木兰》在西方成功地宣传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实例可以看出，《论语》影视版会更有效地让《论语》走向西方民间观众。2008年由山东盛世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论语故事》国产动画片52集，每集长度为11分钟，寓教于乐，非常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如果译成英文，在外语频道或海外汉语频道播出，对青少年读者学习《论语》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经典通俗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经典的翻译历来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翻译，要尊重原著的完整性和哲理性，要严谨认真，字斟句酌，考证分析，方有可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内涵。但在一个近似疯狂般追逐感性娱乐的年代，经典若想走向广大读者，以传统的阅读欣赏途径传播，因其“曲高和寡”，容易被埋没在故纸堆里，所以通过口语化、语境化、本土化、故事化、时代化、多媒体化等多种通俗化策略，从语言形式、具体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多方位地将经典推向大众，让经典“活”在每一代人的心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对经典著作采取通俗化的翻译策略，会得出以下几点思考：（1）经典著作的翻译与一般文本翻译不同，不同译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可能对原文本有不同的解读，所以研究经典翻译，其译文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仅仅以是否忠实于原文或固定注疏为最高标准。（2）翻译经典的过程中，译者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可根据翻译目的和读者的需求，对经典著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和再创作，可以增加补充信息或赏析评论，丰富经典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折射出的内涵。（3）经典的翻译要考虑到读者对象，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其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以及受教育程度和兴趣爱好等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的解读。因此，既要面对专业读者，满足他们较高的品味和欣赏要求，也要为普通读者着想，让他们能够轻松地阅读经典，吸取他们所需要的智慧。所以经典的翻译应该分层次，针对不同水平的读者，深入研究读者的期待心理，采取不同翻译策略，根据目标语语言特点，选用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推出有针对性的翻译，如经典的儿童版、青少年版、大学生版、学者版、研究者版。（4）对经典著作的翻译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译者有自己的解读。随着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加深，不断“求同存异”，力求还其真义，最终达到不同文化间的共识融合。（5）添加副文本是经典著作翻译的常用策略，也是译入语读者的期盼，亚马逊网站上读者评价中提及最多的就是喜欢译本提供的相关背景信息。由于经典的内涵丰富，言简义丰，译者在翻译时，同时告诉读者原作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人名地名背后的含义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等，使于海外读者理解全面详尽地了解中国历史及文化。

经典通俗化翻译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文化走出去既要注意对精英受众的影响，更要注重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中国当前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在以广播、影视、国际互联网、报刊为载体的大众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的社会里，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广泛复杂、更为直接和个人化，应当越来越重视文化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

像《论语》这样的承载中华文明重要思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对传播中华文化意义深刻。所以，要把经典著作的翻译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上加以重视，让其融入“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先从民间开始，先大众化再精英化。《论语》的翻译和传播可以和海外的400多家孔子学院结合起来。孔子学院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形象品牌的，《论语》理应成为孔子学院的必备课程，但是现在很少开设这门课，也还没有这样一部给外国人讲授《论语》的教材。“编写适合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易学易理解的、篇幅较小、浅显易懂的国别化《论语》教材是非常急迫和重要的。其他像《大学》《中庸》、老子的《道德经》等中国文化经典，也应早日走进孔子学院的课堂。”[38]

深入研究《论语》英译可以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在译者的选择上，要让经典通俗化，对译入语语言的要求很高，不是具备一般英语水平的人都可以来翻译典籍著作。因此，在中华文化进入英语世界的“引入期”[39]，译者最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或汉学家，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应该更能得到英语读者的青睐，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他们翻译的作品。在全球最大的亚马逊英文图书网站上输入“Analects”（2014-12-29），出现3170项搜查结果，其中读者关注度前7名的《论语》英译本的译者分别是韦利（29人）、安乐哲（23人）利斯（22人）、理雅各布（21人）刘殿爵（20人）、苏慧廉（13人）、森舸澜（13人）。这些译者都有着深厚的汉学研究基础，了解、熟悉西方读者及其阅读审美情趣，这才使其译作广泛地被海外读者所接受。但是，外国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水平普遍不及中国译者，即使是非常有成就的西方汉学家也存在理解偏差问题。因此，典籍英译最佳译者组合应该是以汉学家为主、中国儒家学者为辅的模式，因为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坏的翻译会消灭原作”（钱锺书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汉学家的译本尽管错误不少，还是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

第二，传播翻译的经典作品，方式上，可以采用纸质版书籍，制作成光盘，同时开设专门网站，将典籍作品的汉语版和英译版都放在网页上，利于中外读者获得典籍作品的双语数据，展开阅读并便于理解，从而实现对典籍作品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广泛普及和传播。还可以采用多种艺术形式，例如典籍英译后的作品可以改变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评书，抑或是大众所接受的话剧，抑或是英语国家人民喜欢的歌剧和戏剧等，在国内外进行各种公演和巡演，让英语读者以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实现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40]。

第三，在经典著作内容的选择上，不一定要全部翻译，可以像林语堂那样节译或编译经典中代表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突出其时代性和趣味性，吸引更多的入门读者。

如何让典籍外译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积极“正面”的、独立于西方视阈的中国形象，应该是典籍翻译研究的重点。但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过程是渐进性的，史志康教授[41]认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一个阶段，要遵循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先接受意译作品，再追求直译作品，这是当初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典籍时走过的一条接受之路。“如今，很多西方人开始学习、理解中国文化，也会经历一个类似的阶段。”[42]

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要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依托高质量的外译经典作品，力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

注释：

[1]转引自袁济喜:《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笫3期，第139页。

[2]杨伯峻:《论语注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34页。

[3]Alice W. Cheang,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3）, pp. 563-581.

[4]何刚强，《传播中国文化不只是翻译<论语>》，载《广州日报》，2012年9月12日。

[5]潘文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致辞。

[6] E. A. Nida，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69/2004, p.165.

[7]袁济喜:《经典与通俗》，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24日理论版

[8]同上。

[9]韩江玲:《简评<论语＞的语言特色》，载《作家》2008年第9期，第133页。

[10]Burton Watson,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11]Watson，2007:36

[12]Roger T.Ames, et al.,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8, p.95.

[13]Simon Leys,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1997, p.7.

[14]Ezra Pound, trans.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1951.

[15]何刚强:《简洁通俗，不落窠臼——庞德的＜论语＞英译赏评》，载《翻译教学与研究》第二辑，2011年，第4页。

[16]潘文国:《典籍英译心里要有读者——序吴国珍＜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8页。

[17]David H. Li,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New-millennium Translation. Bethesda: Premier Publ., 1999, p.77.

[18] Roger T.Ames, et al., tran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8, p.109.

[19]David H. Li,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New-millennium Translation. Bethesda: Premier Publ, 1999, p.82.

[20]William Jennings, trans,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5, p 67.

[21]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修订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谭雅昕:《明末西方传教士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利玛窦为例》（博士论文），重庆大学，2010年。

[23] Simon Leys,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1997, p.4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4] D.C. Lau trans., Confucius: The Analec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p.171

[25]Anne Cheng, ＂Review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Simon Leys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unyu）: A Literal Translation by Huang Chichung＂,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2.2（1999）, 387.

[26] Raymond Dawson, Confucius: The Analect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p.xxvii.

[27]谭雅昕:《明末西方传教士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利玛窦为例》（博士论文）。

[28]“让西方人看得懂《中国读本》营销海外的启示”，http: /www.china.com.cn/book/txt/2008-05/08/content_15109985.htm。

[28]张德福：《学识接古今，译作称厚重——试探森舸澜<论语>英译之“丰厚”特色》（未发表），2013年。

[29]E.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3, p. 149

[30]Jonathan Spence, "What Confucius Sai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0(1997).

[31]Anne Cheng, ＂Review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Simon Leys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unyu） Literal Translation by Huang Chichung＂,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2（2）.

[32]杨平:《西方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33]原文“Are we slaves or do we have leisure”，详见Leys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 209.

[33]编译自利斯的译本第209页注释，见 Leys trans.， The Analects Cunfucius，p.209

[34]W. Cheang,＂The Master＇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Analects＇of Confucius＂,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3（2000）, p. 567.

[35]强晓:《海外<论语>漫画英译评鉴》，载《上海翻译》，2014年第2期，第48—53页。

[36]顾村言:《孔子“全球化”仅是一个表象——孔子学院“大跃进”下的冷思考》，载

《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4日。

[37]来自市场营销理论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产品生命要经历引入期（或称导入期）（introduction）、成长期（growth）、成熟期（maturity）衰退期（decline）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Kotler,2011:pp.310-317）。对于译著进入异域文化的开始期，宜以导入为主，由本族人翻译为好。

[38]白丽敏等:《典籍英译与文化“走出去”策略思考》，载《短篇小说》2013年第8期，第20页。

[39]转引自樊丽萍:《教授“另类”讲＜论语＞，“借帆出海”译法可行？》，《文汇报》2011年12月19日。

[40]同上。

责任编辑：刘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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