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过历史通道的同时，我也带着波斯文明的烙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试图借助中国这座桥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以一个在伊朗传统家庭长大并在中国读书的女孩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文/【伊朗】 洁飞 （Poornajaf Vajihehsadat）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从亚兹德的四合院到北京的四合院（上）

波斯人苏莱曼在著名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中国唐代法律系统时，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当时旅行者都要有类似今日“护照”的两个文件：

“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因为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并取该氏族的姓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银钱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

然而，我来中国的时候随身却只带一本护照和一个里面有几件衣服和一些必要用品的行李。它们被最现代的扫描机器查验了好几次。一切都没问题。

我猜想，如果在苏莱曼时代来到中国，感觉肯定会不太一样。当时虽然得花几十年，走一条十分艰险劳累的路途才能到达中国，但是有波斯帝国的身份，感觉应该还是很骄傲的。不过，人类历史似乎从某个我不了解的时间以后，有过一次突然的认识的转换，从而产生了一种与古典时代有极大差异的现代认识。因此，时至今日，我的“王爷证明”似乎也已失去了它尊贵的名誉。检查这份“王爷证明”的时候，谁也不会在乎我是谁，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或者其他种种。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在爷爷的小陶瓷车间里玩泥土。制陶在我长大的沙漠城市算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工作，而在探查它的历史足迹时，也会令我们想到中国的郑和，他下西洋时向中国带回一批青料，后来被用来烧制瓷器。由此，一直以来在伊朗备受欢迎的、上面写着波斯和阿拉伯语词汇的中国瓷器便流通开来，甚至于萨法维王朝(1502～1735年)时期卖出了最高价······这种青料就是中国人说的“苏麻离青”，主要生产于伊朗卡山市南部。这才是我“王爷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