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迈克尔·伍德之新作《中华的故事》一书在英美出版。该书采用宏大历史叙事讲述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历程，与此同时又着眼于形形色色鲜活的人物及事件，可谓宏观史与微观史的结合。

2016年，伍德制作的同名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在全球播出，获得广泛关注与好评。今年早些时候，伍德撰稿并主持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经播出也引起轰动，让西方观众感受到了“中国诗圣”及其作品的魅力。他关于杜甫的新书《追随杜甫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Du Fu）预计于明年出版。

实际上，伍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对杜甫以及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文明的精神特质在其诗歌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伍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与中国结缘数十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缘何要制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出版新书呢？

伍德：我对于中国的迷恋始于曼彻斯特的学生时代。当时，我“邂逅”了格雷厄姆（A. C. Graham，1919—1991）编选和翻译的《晚唐诗集》（Poems of the Late T’ang，1965），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新世界的窗口，而这新世界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后来，我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同屋是一位汉学家，经常把好书借给我看。我读到了诸如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8—1966）翻译的《诗经》等书，很受启发。这段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开始进军电视行业。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始在中国拍摄影片是在80年代末。

我和妻子丽贝卡都在玛雅视觉国际公司工作。自此开始，我们制作了许多历史、文化和政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传达到世界各地，其中有的覆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们制作的历史系列纪录片中，有2007年的《印度的故事》。此后每个人都说：“你一定也要拍一个中国的！”所以说，《中华的故事》有一段酝酿的时间。

我们拍了许多历史纪录片，也拍了许多文化纪录片，其中包括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四部曲，一部关于伟大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17年）的影片，以及其他有关早期英国文化的影片。所以说，关于诗歌和文学的影片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制作《中华的故事》时，我们加入了很多文化元素，讲述中国著名作家和诗人的故事。我一直感觉文明的精神特质在其诗歌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旅行者和纪录片主持人，我在中国的旅行前后跨越了40年。我制作了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播出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然后在2018年制作了系列影片——《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The 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5集），以纪念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决策40周年。改革开放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秋天，我回中国拍了一部关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纪录片。它给了我另一个机会来思考、回顾中国文化及其持久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新书《中华的故事》与2016年的同名纪录片相比，有何异同？

伍德：影片与书籍的功能差别很大。在600页左右的书中，可以呈现的内容要比影片多得多。在书中可以展开更为丰富的上下文论证、展现细微差异，从而扩展资料，而影片则很难在这方面做得出色。在书中，也可以在主题思想方面下更大功夫。对于一些人物故事，比如李清照（1084—1155）、曹雪芹（约1715—约1763）等文化名家，还有一些鲜为人知但引人入胜的女作家，例如郑允端（1327—1356）、方维仪（1585—1668）、何震（1886—？）等，影片只能浮光掠影，而书里可以有更为细致的描述。

该书还介绍了最近几年的一些新发现，例如秦汉法律文件、征战时期秦兵的信函、丝绸之路上驿站和瞭望塔的汉代信函。人们的心声构成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鉴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您在纪录片和书中如何选材？

伍德：所有历史著作都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择的艺术，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提供顺畅而有意义的叙事。对于影片而言尤为如此——影片是极为压缩的叙事。

中国历史如此浩瀚，如何选材更是至关重要：这本书将有600页左右——其实光是关于杜甫的内容就可以写这么长了。由于本书作为普通读者的入门书，旨在提供一种叙事，使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浩瀚的历史能有一定的了解——了解贯穿中国历史的重大主题、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乱世，因此《中华的故事》具有不可思议的戏剧创造性和人文性。一些读者对于中国可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而我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

此外，在选材方面可以遵循个人兴趣偏好。比如，我有意识地加入一些伟大女性的故事。近期我们已经有了关于慈禧的书和武则天的影片，而我更关注一些不那么出名但是有精彩著述传世的女性，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李清照、郑允端、方维仪，以及章学诚（1738—1801）所写传记中的女性，秋瑾（1875—1907）、何震等晚清的女权主义者等。我对她们的女权主义宣言很感兴趣。

中华核心价值观得以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刚提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文明。您认为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存续的力量何在？

伍德：简而言之，就是《论语》中孔子关于“斯文”的著名论述。这个理念一直风雨无阻地伴随着中国人，即使有汉末或唐末那样的天下大乱。

尽管文化和语言种类繁多，但人们相信汉文化和文明，尤其是文字及包含中华价值观的核心文本是基石。

回顾一下王仁裕（880—956）对于五代乱世的思考（我在书中也有所涉猎），或者南宋的陆游（1125—1210）对于国家分裂的扼腕，可以发现上述核心理念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一度非常仰慕中华文化，然而在18世纪之后中国却被西方赶超。您认为个中原因何在？

伍德：这说来话长，也有很多著述探讨这个问题。简而言之，从历史上讲，这是一场“完美风暴”：大西洋沿岸小型而具侵略性的海上强国崛起，推崇重商主义和个人主义。随后是欧洲对新世界的征服，对新世界人民及其资源的掠夺；然后以煤炭为动力的工业革命使他们超越了中国的领先地位。

此外，我还要补充的是欧洲内部的军备竞赛——在17—18世纪期间战争不断——这意味着西方在军事技术上超过了中国。清朝统治者直到那时都没有真正的动力来发展军事和海军军舰技术，因为在东亚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再加上西方用基于世俗科学概念的现代性去颠覆印度、中国或者说新世界传统文明。

最后，还有一个要点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维。而中华文明并不推崇征服本国以外的民族和人民，正如利玛窦（1552—1610）在其引人入胜的日记中所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本国境内保持其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今日之崛起？

伍德：这取决于要审视的时间范围。毕竟，东林党人在17世纪初就谈到了民族振兴，他们与后来南方的思想和文化复兴运动之间是有连续性的，例如复社运动、常州学派，以及思考现代性的贵州学者。施吉瑞（Jerry Schmidt，1946— ）在其名著《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2013）中对此有精彩阐释。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也著有《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1986）。这意味着中外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长期的变化轨迹。因此，1949年的胜利虽然是40多年革命的结果，但实际上已经酝酿了400年。

关于中国崛起的因素，我首先要说这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团结、耐心、创造力、活力、勤奋努力的精神，以及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热爱，深藏于心的正义感、公平观、平等观。

我还要说，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时刻，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人民的潜力。当然，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而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1977年夏到1979年春是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我拍摄的5集影片《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就是以此为主题。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疲于应付社会矛盾。而邓小平在教育、农业、经济和工业等方面的决策改变了中国。为了制作上述影片，我还跟一些美国学者交流，包括傅高义（Ezra Vogel，1930— ）在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自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源于此。不过最大的荣誉还是归于中国人民。

杜诗凝聚中华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杜甫所吸引。请谈谈您制作杜甫纪录片的缘起。

伍德：自从在学生时代读到格雷厄姆的《晚唐诗集》译本，我就对杜甫产生了兴趣，从那以后就一直着迷。我们在2016—2017年度英国广播公司（BBC）系列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中对杜甫有所涉猎。在该系列纪录片收到热烈反响之后，我很想要将杜甫正式介绍给英国观众，同时也很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中国放映。

中国的观众对《中华的故事》给予慷慨好评，而且我很热衷于回到中国，与我们非常喜欢的中国摄制组一起再次拍摄纪录片。在制作了关于奥维德的影片之后，我们认为讲述杜甫的故事很有意思。因缘际会之下，杜甫的纪录片由英国广播公司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要制作影片就要进一步挖掘杜甫的故事，我自然对此也很好奇：参观成都的杜甫草堂、到访白帝城以及离长沙不远的平江县安定镇——我一个中国朋友的父母住在平江，他们向我介绍了那里清明节杜甫墓前的纪念活动。

今年秋天我还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新书，书名暂定为《追随杜甫的足迹》，作为我对于杜甫精神的致意和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这本关于杜甫的新书。

伍德：它目前还只是草稿。可以说，它是基于我的旅行而写的一本游记，同时介绍杜甫的生平和诗歌，里面还有很多我到访之处的照片，另外还有地图。这样一来，感兴趣的读者就可以“按图索骥”，把它看成实用指南。

我刚刚把它交给我的代理人，目前暂时还没有找好中国出版商。不过我希望能尽快找到出版商，力争在明年年内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杜甫在中国被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齐名。您为何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呢？

伍德：中国人自然将二者相提并论。他们几乎代表着人类的两面，即太阳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我之所以要说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正如我们称莎士比亚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原因就在于杜甫的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其诗作既有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也有他在三峡对于人与自然、风景以及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还有关于亲情、友情的亲切描述，聚餐、画纸为棋局等生活场景的再现。

杜甫广阔的想象力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如同莎士比亚对于英语的贡献，在我们的杜甫纪录片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谈到，杜甫不仅写下了“中文最伟大的词语”，而且创造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和情感词汇”。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杜甫信奉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运行及人际交往中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我们说，这些因素“使社会运转”。

杜甫饱含深情地描写友谊和家庭，他笔下有大量的关于宴饮的描写。对于中国人而言，与家人或友人聚餐当然是一个心头好。

尽管杜甫寂然离世，但是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他的诗歌开始为人所知，10世纪时他声名鹊起，到12世纪他已经被视为伟大的诗人。自此之后，在宋代的儒学复兴之下，杜甫以美妙的语言凝聚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一直流传到今天。

走向世界的杜甫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驻华大使、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也说过，杜甫之于中国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国、雨果之于法国。您认为杜甫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否也在提升？

伍德：郁白翻译的杜甫全集将要以法文出版，里面还有很多有用的、细致的评论。继中文版杜甫全集、宇文所安的英文版杜甫全集之后，我们将要迎来一部精妙的法语版杜甫全集。书中评论丰富而且很有效用，不仅吸收了近千年来中国的评论，而且还吸收了近200年来西方的学术评论。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全球日益将杜甫视为跨越翻译边界的诗人，他的声音像莎士比亚那样广为人知，正如郁白在其书中序言所说，“直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我很喜欢郁白在一个采访中对于钱锺书和《管锥编》的探讨。郁白认为，《管锥编》这一杰作发掘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钱锺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他的《管锥编》告诉我们，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完全是人为的。其实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本来理解西方哲学，也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来理解中国文本。

钱锺书关注的是，何以为人。他告诉人们，尽管有方法和观念方面的差异，但是文化是全球性的。有些被人们认为是自己国家独有的事物，其实并非本国仅有，它们是全球性的，是关乎人的。正是在诗歌中可以发现人性。中国的诗歌一直都是关乎人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何特殊意义？

伍德：在我们这个时代，过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我们身边退去，在现代化的中国尤其如此。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在当下的中国寻找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因为在这表面之下，所奔流的依然是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深深的源泉，其中诗歌就是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一大源泉。

中国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诗歌传统。《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要早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今天人们依然公认，杜甫的言语从某些角度告诉我们，何为中国人。

但杜甫的诗作不仅仅是为中国人而写的——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这位生活在8世纪之人的思索、关于友情的主题、唐诗的世俗视野、禅宗的宇宙人文主义，即使是通过翻译，也仍然具有当代意义。因此，随着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今天追随杜甫当年的足迹并且了解其背后的深意，愈加凸显其重要性。

打动人心是制片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拍摄有关杜甫的纪录片时，您循着杜甫当年的足迹深入中国各地。这是否也让您对杜甫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伍德：在旅行中总会学到新的知识，尤其是中国的风景、人文、文化和风俗都如此丰富。当然，聚焦杜甫本身就必然可以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有更多的了解。尽管过去70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但中华文明持久的价值观仍然存在。

我们按计划追随杜甫当年走过的路。之前我们在玛雅视觉已经制作了很多关于文化和历史的影片，常常会在旅途点滴之中穿插历史故事，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更有动感，当然，我们的镜头也更具动感。有一家报纸把我们一些纪录片的制作方式称为“历史—旅行—探险”。

例如，我们制作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年）的系列故事，跟随他当年的足迹，从希腊到印度，经过伊朗、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后来又制作了关于西班牙如何征服新世界的故事，足迹遍布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和亚马孙热带雨林。有些旅程非常戏剧化，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这些纪录片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莎士比亚主要生活在斯特拉福德和伦敦，不像杜甫那样有很多游历，但我们在制作关于莎士比亚的纪录片时，还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丰富叙事模式。例如，为了再现16世纪90年代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我们乘船航行到了荷兰。

杜甫的生平自然也适合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在其后半生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在漂泊，从西安到天水，翻山越岭到达成都，然后到白帝城、荆州、洞庭湖、长沙及平江。

这种叙事方式推动着故事的展开。当然杜甫的诗歌中本来就有这种推动力，他的旅途就如同他所写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通过制作这部影片，我感到自己更加理解杜甫了——追随他的足迹，阅读他的诗作，一路上思考他的诗作，自然也就有了更多领悟。

我对影片的一些拍摄地点已经很熟悉了，比如曲阜，我第一次去那里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来我们又去那里拍摄《中华的故事》；西安我也去过很多次。但成都我是第一次去。在杜甫草堂跟人们聊天非常愉快，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次造访。长江三峡我也是第一次去，在白帝城的经历很精彩，即使当地风光与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

出乎意料的是，湖南平江的乡间风光很迷人，尤其是汨罗江沿岸。平江县安定镇的杜甫墓也很壮丽庄严。读者们若去湖南，这些都值得一游。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您有哪些最难忘的时刻？

伍德：有很多难忘的时刻，这里我就简要说一些。我觉得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在成都杜甫草堂与人们交谈之时。在我们的影片中也采用了一些画面。我很喜欢人们对杜甫、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热情。那个朗诵《春夜喜雨》的小女孩，那几位女士……还有一位老者告诉我们，他已经多次造访杜甫草堂，至少每个月去一次。他还告诉我们，他喜欢杜甫的原因是其为穷人、为普通人代言。

在我看来，他们所有人都在强烈地表达着中华文明持久的价值观。那天与他们站在成都的雨中对话，我很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向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您认为您成功的关键何在？《中华的故事》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何吸引西方观众？

伍德：谢谢肯定。《中华的故事》是我们关于中国的主要作品，观众对我们讲述的故事连连称奇：“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故事。”同时，西方的观众非常喜欢影片中中国人的妙趣横生及其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见证了自己的历史。我也衷心希望这些纪录片富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确实是用心之作。

制作纪录片看似简单，只是图像、声音、文字和音乐的结合，然而，如何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才是关键。通过出色的剪辑、配乐的使用、精挑细选的语言，可以在简单陈述事实的同时营造氛围和情感。

我们还认为纪录片应该使观众有感觉，而不是干涩地叙事。所以说电影应该具有同理心，这是一个关键词。

中国观众对我们讲到，《中华的故事》“让我们有感觉”。甚至是新华社的评论也谈到了这个方面，认为《中华的故事》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创造了莫名的感动。

我认为，能够打动人心的纪录片方有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