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国文学作品的世界图书馆藏是衡量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文本的世界图书馆收藏量是从内视角来考察其海外影响力，而外译本的世界图书馆收藏量则是从外视角来衡量其在海外的影响，内外联动，能更为全面、准确地评估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考察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大小不仅有助于我们分析文学译介、传播活动的成功与否，也能为以后的文学“走出去”提供某些启示与借鉴，避免花大力气“译出去”而没有“走进去”的现象复现。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 海外影响力; 世界图书馆藏; 联动效应

美国学者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认为，“流通”在一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流通”主要指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流通”。在达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模式，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力不无启发意义。“流通”和作品的图书馆藏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图书馆收藏量来分析一部著作或作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阅读使用情况，是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授托雷斯·萨利纳斯（Daniel Torres-Salinas）和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汉克F.莫伊德（Henk F.Moed）于2008年提出来的一种评价图书影响力的方法，其初衷是用以考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影响力，“但也可用于对其他图书的分析”。图书馆藏目录是为读者查询借阅服务的，并非旨在进行图书评价。但是，“如果一本书被很多图书馆收藏，这就意味着两点，一是该书被图书馆人员或使用者视为是有价值的，二是由于被很多图书馆收藏，该书比其他没有被收藏的图书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潜在价值。”因此，图书馆收藏数据可以用来作为评价作家作品影响力的工具。本文将通过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中文本和外译本的世界图书馆收藏量来分析其海外影响力，因为“能够进入世界图书馆藏排名的图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学术创新、思想价值、历史贡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图书，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的数量，代表了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馆藏影响力的水平”。作品的世界图书馆收藏量是衡量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

一、当代文学中文本的海外图书馆藏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何明星教授自2012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中国图书海外（世界）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以欧美的Worldcat数据库、日本的Ci Nii数据库为检索基础，统计海外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主要是大陆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追踪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情况，分析当代文学中文本图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何明星在其历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将被全世界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文学、文化类中文图书纳入统计，结果显示：从2013年起，中国文学类图书开始占据绝大部分份额，取代之前历史典籍占据海外图书馆收藏的主导地位。而从2014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最具有优势的板块，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典籍等占据主要地位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话语权在逐步增强”，并“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普通民众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一个窗口”。从海外图书馆收藏的当代文学作品类型来看，既有纯文学作品，像贾平凹、余华、莫言、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小说，也有类型文学作品，如刘慈欣和陈楸帆的科幻小说、唐隐的悬疑小说、晴空蓝兮的言情小说、紫金陈的推理小说、匪我思存的网络小说等等。从收藏中文图书的海外图书馆性质来看，既有大学图书馆、专业机构图书馆，也有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而且国外的公共图书馆越来越成为选购中文图书的最大用户，以往学术性的大学图书馆是购买、收藏大户的局面正在改变，说明中文小说在国外的传播从学术机构扩展到普通民众，这之中阅读中文作品的海外华人群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帮助改变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形象。

从何明星对当代文学中文作品的世界馆藏统计结果来看，贾平凹居于首位。从2012年到2019年，他共有6部中文作品8次进入全球30家图书馆以上收藏范围，有的作品像《秦腔》《高兴》连续两年得到统计，6部作品的全球图书馆收藏量总计达522家，充分显示了贾平凹作品中文版在海外的影响力。排在第二位的是严歌苓，其《小姨多鹤》《妈阁是座城》《陆犯焉识》《芳华》《老师好美》《床畔》《舞男》7部作品进入统计范围，收藏的海外图书馆总计435家。严歌苓的这些作品中前5部都已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并且都有不错的票房和收视率，说明影视改编是其中文作品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促动力。排在第三位的是余华，其《兄弟》《第七天》《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河边的错误》进入海外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统计范围，其中《兄弟》连续两年纳入统计，收藏的海外图书馆总计359家。排在第四位的是王安忆，其《遍地枭雄》《众声喧哗》《波特哈根海岸》《匿名》《考工记》进入海外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统计范围，其中《遍地枭雄》连续两年纳入统计，收藏的海外图书馆总计283家。余秋雨有5部散文作品进入统计范围，莫言、迟子建、叶兆言、梁晓声等分别有3部小说进入统计范围。

从海外图书馆收藏当代文学作品中文图书的数量和收藏的图书馆总量来看，我们发现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排名靠前的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其中纯文学占绝大多数，并且很多是写实性的作品，说明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是海外接受的偏好之一。

二是从2014年到2019年，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超过其他中文图书，成为海外中文图书馆藏的首选，说明以前重中国古典文学、轻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面在发生改变。当代文学以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创作方式的革新，赢得了海外的认可，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文学形象正取代古代中国文学形象被世界所感知、认可。

三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文本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与国内文坛的发展相一致。最近三年来，类型小说的海外馆藏量不断增加，而在国内，科幻小说、网络小说、悬疑小说等是新世纪以来逐渐引起读者兴趣和研究者关注的文学类型，这一方面显示出海外馆藏同步反映了中国文坛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多向度发展。中国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文学创作也在向文学高峰迈进，融入中国和平崛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当中。

四是海外公共图书馆的中国当代文学馆藏量日益超过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的馆藏量，说明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已渐渐走出象牙塔，开始飞向寻常百姓家，成为公众阅读书单上的选项。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中国文本正日益变为世界文学。达姆罗什将“阅读”作为评判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标准之一，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特别是普通大众的阅读，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是面向大众的中国文学”，国外的普通民众从阅读中观察、感受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东西变成了世界人民的共享。

二、当代文学英文本的海外图书馆藏

如果说当代文学中文本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是从内视角来考察其世界影响力的话，那么外译本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则是从外视角来衡量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内外联动，能更为全面、准确地评估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鉴于英语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强势地位、中国当代文学英语翻译的规模化进程和英译本强大的辐射力，本文主要以当代文学英译本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为统计对象，适当兼顾其他语种的海外图书馆藏。

参照前一部分对当代文学中文图书海外馆藏的统计，着眼于近年来在海外影响较大的当代作家，利用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对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贾平凹、刘慈欣、毕飞宇、麦家、曹文轩、严歌苓的英译本进行检索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莫言有11部作品被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9289家，排在第一位。余华有9部作品被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5418家，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刘慈欣，他有6部作品被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5251家。苏童排在第四位，有7部作品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3160家。曹文轩位列第五，共有19部作品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2567家。王安忆排名第六，有10部作品被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2326家。严歌苓排名第七，有6部翻译成英语和用英文创作的作品，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1511家。贾平凹排名第八，有11部作品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1251家。毕飞宇排名第九，有3部作品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1053家。麦家排在第十，有3部作品译成英语，海外图书馆收藏量共计968家。之所以选择这十位作家，是考虑了不同文学类型以及这些作家在其他西方主要语种中的影响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说其他当代作家都在这个排名之后，像残雪、王蒙等人英译作品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总计都在一千家以上。因此，这十位作家是我们选取的代表性个案。

对以上10位作家英译作品海外馆藏的详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翻译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有持续、系统的翻译，并多次重印或再版。以莫言英译本馆藏量最多的《红高粱家族》为例。该作英译本于1993年面世，并于1994、1995、2003、2012年被美国的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箭书出版社（Arrow Books），英国的海尼曼出版社（Heinemann）、企鹅出版集团、密涅瓦出版社（Minerva）等不断重印、再版。莫言的作品从1993年走进英语读者，2019年还有作品翻译成英语出版，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几年迎来翻译高峰。时至今日，莫言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译成英语出版，且译者多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其作品翻译的连续性体现得尤为充分。如果说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英语世界得到的关注度相应要高，对于当代作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来说不具有普遍性，那么以余华为例可能更具有说服力。余华最早译成英语的是短篇小说集《往事与刑罚》，于1996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活着》(2003年)、《在细雨中呼喊》(2007年)、《兄弟》(2009年)、《十个词汇里的中国》(2011年)、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2014年)、长篇小说《第七天》(2014年)、小说集《四月三日事件》(2018年)相继被译成英语出版，其中白亚仁(Allan Hepburn Barr)翻译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七天》《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四月三日事件》5部作品，安道（Andrew Jones）翻译了《往事与刑罚》，余华作品在英译出版和译者方面都有较强的连续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余华英译作品的海外出版社非常集中，纽约船锚出版社(Anchor Books)出版或再版了余华的7部英译小说，纽约万神殿书局（Pantheon Books）出版或再版了余华的6部英译作品。作品翻译的连续性、译者的相对统一性、海外出版社的连贯性为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使其作品的翻译出版形成气候，而且带动形成较高的认可度，产生了良好的连锁效应。在统计的10位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大都译成了英语，像贾平凹的《浮躁》《废都》《高兴》《极花》《带灯》、毕飞宇的《青衣》《玉米》《推拿》、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等，从英译本基本上能了解他们创作的风貌，这是他们作品英译系统性的重要体现。

二是由知名译者翻译和权威出版社出版。上述10位作家几乎都有慧眼独具的译者和合作得力的出版社。翻译界美誉度极高的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绝大多数作品、毕飞宇的三部作品和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的部分小说。此外，刘宇昆之于刘慈欣、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ayne）之于麦家、汪海岚（Helen Wang）之于曹文轩，都堪称著名学者许钧教授所形象比喻的“好作家”遇上“好翻译”的“艳遇”，正是他们出色的翻译助推刘慈欣摘取科幻作品最高级别的“雨果奖”，曹文轩获得儿童文学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麦家携“麦旋风”之名刮遍西方世界。

出版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的有很多是海外知名度很高的出版社。譬如麦家的《解密》《暗算》英译本由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美国的FSG（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集团出版。众所周知，企鹅出版集团是英语经典作品的诞生地，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典之作。而FSG是美国最大的文学出版商业集团，有“文学帝国守护神”之美誉，旗下有20余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0多人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数十人获得普利策奖。出版曹文轩《青铜葵花》的是英国儿童图书界有口皆碑的沃克出版社(Walker Books)，出版刘慈欣英译作品的有美国科幻作品权威出版公司托尔（Tor Books）、英国最佳独立出版社宙斯之首（Head of Zeus）……作品能够在这些权威出版社出版是受到认可的证明，它们独特的选题眼光、成功的营销策略、多维的销售渠道，是当代中国文学在海外产生影响力的通行证。

三是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出现了多类型、多元化的态势。在纯文学得到持续译介的同时，类型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名片。刘慈欣的科幻小说2014年才有英译本，但其英译作品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一路高歌猛进，《三体》自2014年后每年都在重印或再版，海外图书馆收藏量也日新月异。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最多时一年有近10部英译本出版、再版或重印，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喜人局面。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日渐蔚为大观，其海外影响力也水涨船高。科幻小说、儿童文学、谍战小说、网络文学、武侠小说等，成为当代文学译介的新宠，它们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不断攀升，帮助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

四是在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馆藏量的因素中，作家在国外的获奖和作品的影视改编是不容忽视的要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其作品在海外更多地重印、再版、跟进翻译的重要原因;贾平凹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是他的作品外译本在海外产生更大影响的促动力;余华获得过诸多国外奖项，像有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之称的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美国诺贝尔新发现文学奖、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意大利格林扎纳之“橡树”奖，获奖的作品有《活着》《往事与刑罚》《兄弟》《第七天》等，而这些也正是翻译成外文后在海外图书馆收藏量较多的作品，对其世界影响力的扩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刘慈欣的“雨果奖”、曹文轩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他们作品海外影响力生成的助推器。

当代作家作品海外影响力的形成与增长和他们作品的影视改编也有一定关系。莫言、余华、苏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三位当代作家，这得益于根据他们作品改拍的电影《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际上多次获奖带来的良好效应。更准确地说，电影改编和他们在海外的声名互相成就。将作品改拍成电影属于二度创作，只有在主题、创意上有突出特点和优势的作品才能引起导演的兴趣，将之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呈现给观众。电影改编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作品的影响时空，带动了作品的翻译传播。麦家、刘慈欣、严歌苓、王安忆、毕飞宇、贾平凹同样也有多部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形成作品的海外影响力方面功不可没。各位作家英译本海外馆藏量排在第一位的，大多是被拍成影视剧的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慈欣的《三体》、贾平凹的《浮躁》、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青衣》、麦家的《解密》、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它们的影视改编有的在作品译介之前，有的在作品外译之后，但总的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作品的海外图书馆收藏量。概而言之，影视改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作品海外影响力的作用。

三、中英文本海外图书馆藏的对比分析

将当代文学中英文本的海外图书馆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有很大的错位互补性。英译本馆藏量排在第一位的是莫言，但其2012—2019年仅有3部作品进入海外中文图书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之列，而且还都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2013年，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中文本进入馆藏统计。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繁盛景象和海外读者阅读趣味的多样化，即便获得了国际瞩目的最高文学奖，也很难能始终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贾平凹在2012—2019年统计的中文图书海外馆藏中位居第一，无论是海外图书馆收藏他作品的数量还是馆藏量都出其他当代作家之右，但其英译本海外图书馆的收藏量在我们统计的10人中排在第八，海外图书馆中文本收藏中具有优势的《秦腔》《老生》等目前还没有译成英语。严歌苓的海外图书馆中英文本收藏量也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根据何明星的统计，2012—2019年，她的中文作品海外图书馆收藏量排在第二位，而在英文作品海外图书馆藏中排在第七位，只有《小姨多鹤》是中英文海外图书馆藏统计中都有的，英译本馆藏量较多的是《扶桑》《白蛇及其他故事》《金陵十三钗》《密语者》，而这些作品的中文本并没有进入2012—2019年的海外中文图书馆藏统计范围。王安忆和刘慈欣的中英文本作品海外馆藏则完全不同。王安忆进入2012—2019年海外中文图书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是《遍地枭雄》《众声喧哗》《波特哈根海岸》《匿名》《考工记》，而英译作品海外馆藏较多是《长恨歌》《小鲍庄》《流逝》《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富萍》《小饭店》等。刘慈欣的英译作品《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地球往事》的海外馆藏量节节升高，但进入2012—2019年中文图书海外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是《太空游民》和收入刘慈欣作品的多人合集《十二个明天》。麦家2012—2019年没有一部中文本作品进入世界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但其《解密》《暗算》《风声》的英译本在海外的馆藏量却令人欣慰，更不用说他在西语世界的强劲影响。

这种差异同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有关。中文本的读者以海外华人群体和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学生为主，而英译本的读者则多为看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华人社群和汉学在国外虽然是小众群体和相对边缘的学科，但英语世界的华裔和华人数量在逐渐增长，国外不少大学的课程设置中都有中国文学或与中国文学相关的课程，每年均有选修中国文学的学生。因而细水长流，华人群体和学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力量。华人群体的中文阅读需求扩大了英语世界社区图书馆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文本馆藏量，而国外学中国文学的学生毕业后行走于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从事各个行业的工作，因缘际会，会带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扩大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催生了更多了解中国文化文学的渴望和需求。外国读者希望通过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面貌，将之作为除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军事等渠道之外认知中国的又一途径，而且相较于官方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家形象宣传，文学以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借助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情节塑造和传播的中国形象更具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容易得到其他民族情感上的亲近、观念上的认同、行动上的支持。中文本和英译本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馆藏是两股平行推进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是扩大了国外的阅读面和海外影响范围，内外联动让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让世界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从作品的海外馆藏来看，英译本更能反映作家创作的全貌，中文本主要作为补充而存在。不过中文本馆藏也可能会向英文本馆藏转化，因为海外接受较好的中文作品会引起国外出版社和译者的注意，促进将其翻译成英语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馆藏量远超过中文本馆藏量的事实符合文学传播的通律，说明翻译在使一国文学变为世界文学的历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学的世界流通主要取决于翻译。诚然，作品的普世价值是其走向世界的先决条件，但翻译尤其是翻译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其流通范围的大小。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其《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将翻译视为“世界文学空间建立和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并提出文学拥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的主张，而翻译能使那些用影响力小的语言创作、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作家作品向“中心”靠拢。因而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获得世界认可、向世界文学经典演化的一种方式。莫言、余华、苏童、刘慈欣、王安忆、麦家等人的作品有的已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经典，有的走在向世界文学经典演化的途中。

一国文学要想在域外产生影响，流通、翻译、阅读这些环节必不可少，为人津津乐道的5W传播模式最终落脚到传播效果，而影响力是传播效果的彰显，可见文学的海外传播最重要的是要达到传播效果，也就是在域外产生影响力，让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形成“真正的‘文学印象’”。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有多种指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有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的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而海外图书馆收藏量是用数据说话、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的直观、科学的方式之一。考察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大小不仅有助于我们分析文学译介、传播活动的成功与否，也能为以后的文学“走出去”提供某些启示与借鉴，避免花大力气“译出去”而没有“走进去”的现象复现。

作者简介： 

姜智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学比较、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文章来源：

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40-46页，注释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16BZW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