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亲爱的宋庆龄伯母

文/高醇芳

历史的长河弯弯曲曲, 奔流不息, 或惊涛骇浪, 或静静流淌。有一尊美丽的礁石, 永远屹立在苍苍史河浪花中, 闪耀着中华民族灿烂精神的光彩。这就是我最崇敬的伟大慈祥的伯母宋庆龄主席。

宋伯母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我非常怀念她。我有幸得到她的慈爱关怀，特此撰文纪念宋庆龄主席。

抗战中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抗日战争中, 国母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底去了重庆。我父母亲由廖梦醒伯母介绍认识了宋庆龄。第一次他们去宋府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会议时，在座的还有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裴君等几位理事。宋伯母热情地欢迎了我母亲。从此我母亲和父亲就成了“保盟”的中坚分子，积极参加支援前线抗日军队工作，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救助战争孤儿。

宋伯母把自己的家都奉献出来了。她家的底层就是“保盟”的办公室，经常举办理事会议。“保盟”致力筹集资金，购买、制作衣鞋物品供给前方的士兵以及后方的孤儿、贫困家庭。募捐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找银行和企业捐款，举办慈善捐款舞会、音乐舞蹈表演会，收集捐献物资等。

我父母的家在重庆市中心祖父创办的美趣时商行二楼，还有沙坪坝高家花园的楼房，宋伯母也常去那里商议交谈。她每次来我父母家，警卫工作都非常严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因为父母家位于市中心，比较宽敞，大家来去也比较方便，所以当“保盟”收到布料等物品后，均由我母亲发送给大家做军鞋棉衣等，做好再集中在我家，由我母亲负责运送到宋伯母家。我母亲也亲手织毛衣、做衣服，还让家里保姆帮着一起做。有一次宋伯母收到了美国人捐赠的许多毡帽，心灵手巧的中国妇女就把它改做成非常暖和的毡鞋送给军队士兵。

“保盟”组织音乐文艺表演会进行筹款，留学英国的钢琴家李翠贞、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张训恭夫人都参加义演。1945年5月，宋庆龄在胜利大厦举办大型筹款舞会，重庆很多中外显要人士都参加了，我母亲也仍然是主要负责人。

我的父母亲都是保盟的理事，积极参加了保盟的组织活动，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宋伯母没有子女，但非常喜欢孩子，也非常看重友情。她跟我母亲说，你的子女都是我的干女儿、干儿子。1945年2月17日，我二姐在重庆出生，取名“醇莉”，有“胜利”之意。胜利在望，我父母在一会馆设满月酒宴，邀请了二百多人，宋伯母亲自出席祝贺。

1938年11月16日，我母亲跟着父亲从英国利兹经过一个多月的海陆空旅程，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 

战后保卫中国同盟

在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抗战胜利后，宋伯母回到上海，“保盟”亦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我父母也从国外到上海定居，母亲又立即又投入基金会的组织活动。1948年11月20日基金会在嘉道理公馆举办儿童福利募捐舞会，我母亲任联合主席。她珍藏了一本舞会宣传小册子。宋庆龄在儿童教育福利方面的贡献，能在小册子中略见一斑。孙夫人在”谨告来宾“ 中写道：

“每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号召了许多居留在上海的各国热心人士，共同为了救助本市一万五千个贫苦孩子的工作，发动了募集基金，这样使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上海儿童工作得以继续奋斗和积极地展开。

“我们一再向诸位呼吁援助，为了使我们的三个儿童福利站和一个儿童剧团的工作能继续尽量达到完美，遗憾的是这些贫苦儿童需要的援助史一天天在增大，本会的工作人员已在这方面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和成就，这可以告慰支持我们工作的许多朋友的。

“本会的许多工作因为受到匮缺的基金和物质，使这部分工作人员不能如愿的达到他们的理想方针。今晚诸位来参加这个舞会，能充实他们继续不断的在本市贫苦人民中负起责任的工作下去。

“我们很感激诸位慷慨的输捐款项，同样的我们要感谢英大使施谛文爵士及夫人，印大使潘尼迦博士及夫人，法大使梅耶先生及夫人，和孙科博士及夫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还要在这里向全体儿童福利委员会委员致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热心的来筹划，这个舞会市没有这样圆满的。”

印度大使潘尼迦博士高度赞扬了基金会儿童工作，他写道：

“中国跟印度一样，由于战争产生的情况所逼，临时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紧急问题。在上海实施的一个做法叫做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工作。

“原先以教化上海街道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包括黄包车夫、叫花子、和其他社会忽略人群的孩子为目的而组织的工作，现在在孙中山夫人领导和鼓舞下，成为了有重大意义的教育运动。

“目前主要活动是推行识字班。这些班级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小先生’制，教课的都是来自同样社会阶层的男孩女孩。先是把一些比较聪敏的孩子挑选出来，进行特别短期培训，再让他们去教新学生。他们自己本身的教育也没有受到疏忽，因为此计划寻求的是创造一个教、学互通共进的混合班。‘小先生’们热情很高，很独立自主，并且其他孩子觉得是像家里一样，减轻了他们学习识字的紧张心情。

“‘小先生’们之间也有讨论班，他们不清楚的问题会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跟他们解释。这些人员是他们的后援，并且指导全部工作活动。虽然工作只展开了两年时间，现在已经有了102个‘小先生’，而且每学期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这种活动的延申到家庭识字班。‘小先生’们在他们自己家里的厨房或者后院里教识字。

“我参观的一个识字班，是在一家理发馆后面，周围都是最贫穷的房户。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小先生’ 在黑板前教四十个学生认写神秘的汉字。这个场面很令人感动，因为‘小先生’自己只有十岁，在坐的有些学生比他年纪大多了。小年轻人完全自信，维持他班上优良的纪律。

“ 孙中山夫人和她的合作者希望这项工作不久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运动，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工作提供逐年增加的‘小先生’人数，能够在他们各自的区域组织这样的识字班。很明显，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负担起文盲问题，在没有国家义务教育的统筹规划的情况下，就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这样能鼓励比较的聪明的学生去推广学习，起码可以为学识做一段时间的工作。这就是孙夫人及其合作者已经做的事情。” 

小册子中也有照片展示了卫生工作和儿童剧团的成果：

“一年到头，中国福利基金会派送‘小帮手’ 到居民区传授基本卫生常识。他们解释苍蝇蚊子的危害，在池水中喷洒DDT, 也参加帮助打井，修造厕所及其他的卫生设置。”

“十万多上海儿童欣赏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的演出。主题基本上是突出健康措施和识字的重要性。张石流，任德耀是剧团负责人，游惠海是舞蹈指导。”

这次舞会又是非常成功，气氛很愉快。来宾们都很慷慨，为福利基金会筹集到近151万金圆券，相当于近四万美元。

那时有些美国朋友给中国福利基金会捐赠了许多西式童装进行义卖，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在福利会购买的。基金会设有儿童福利站，为贫苦儿童提供豆浆等营养食品，教书识字，在医疗药品、儿童福利、文化艺术教育等众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善良慷慨的宋伯母甚至还把她母亲的房子奉献出来，开办了托儿所。

为了儿童事业 - 上海主要社交妇女团体组织儿童福利义卖，为孙中山夫人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贫民窟儿童教育健康工作捐款。一排左二为我母亲高施嘉德。

我的英国外婆也到了上海。1948年春天，宋伯母特地请了我们高家三代人到她靖江路家中做客。宋伯母和我外婆、母亲、两个姐姐一起在花园里散步，还让三岁的醇莉坐在石象上玩，我父亲照了几张相片。这是宋伯母居住在靖江路别墅时仅存的照片，也是宋伯母与一家三代合影的唯一照片。宋伯母一直把照片珍藏在她的相册里。

基金会也组织大型义卖会、义演会来筹款。孙夫人在大公报上发现了《三毛流浪记》，深受感动。实际上，她一直通过她建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带领大家脚踏实地地全力帮助这千千万万的“三毛”。1949年，她创办了“三毛乐园会”。凡是每个月捐赠3银元 - 相当于负担一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用的，就能成为会员；每个月捐赠15银元救助5个孩子的，就成为荣誉会员；所有不能每月固定捐款，但愿意出钱捐物，可以提供文具、衣服、食品等，都能成为“三毛之友”。他们都得到俱乐部徽章。

1949年1月，她请基金会人员去跟张乐平联系，建议举办《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来筹集救济贫苦儿童的资金。张乐平非常慷慨，大力支持。虽然他身体非常不好，但他抱病特地为拍卖会画了30幅水彩画，也为俱乐部会员精心设计了三毛头像徽章。

我母亲尽量广泛跟朋友联系，找各种企业组织，争取更多的会员。1949年3月底，“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在外滩汇丰银行礼堂举行预展，邀请中外朋友参观。孙夫人热情地把张乐平请到自己的身边，连连称赞:

“张先生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非常谢谢您，全国的‘三毛’不会忘记您！”

孙夫人用流利的英语把张乐平介绍给来宾。当外国朋友向张乐平提问时，宋庆龄还亲自帮忙翻译。

4月4日儿童节那天，“三毛原作展览会”在南京路大新公司4楼正式开幕。展览会展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原作300余幅，以及30幅用于义卖的“三毛”水彩画原作。观众如潮涌入展厅，热闹至极。著名话剧演员尹青也义务担任现场播音，激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救‘三毛’！”

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亲自主持三十幅三毛原作的义卖。一些金融家、企业家、画家和外国人竞相购买，30幅水彩画顿时被争购一空。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当天售出100余册。会场内还售出三毛徽章近300枚，首日就有40余人报名参加“三毛乐园会”。儿童福利站的一些“小先生”，在展厅帮助维持秩序，收门票，请参观者留言。二十多家广播电台都用国语、沪语和粤语播出展览会盛况。

展览持续六天，天天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每日参观者达2万余人，展厅挤得水泄不通。不少父母携儿童、教师率学生前来，外地也有学生来参观。由于人潮汹涌，电梯挤坏了好几次。有些大人和小孩被挤散，场内常常广播寻人启事。许多工人、码头苦力、三轮车夫、摊贩、教师、店员，都慷慨地捐出了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不少小学生捐出了他们的压岁钱、零花钱，他们送给“三毛”的衣服、帽子、鞋子以及铅笔、练习本、玩具、糖果等堆成了一座小山。许多人当场就捐款加入“三毛乐园会”，大家还踊跃购买作者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和“三毛乐园会”纪念章。展会还收到许多书籍、文具、衣服、药品，成果丰硕。

孙夫人特地举办了一个答谢会。她准备了一些礼品，送给为福利基金会筹集最多资金的人。由于我母亲捐款筹集得最多，孙夫人送给她一个非常精致的竹刻铅笔盒，内有双层，盖面上刻有山水“秋空隐居图”。大家都非常高兴地一起庆祝三毛乐园会的成就。

真挚永恒的友情

风雨中送柠檬蛋糕

1950年我父母在香港时，她写信给我父母，请他们回上海参加战后国家建设。我父母回沪后，宋伯母亲临江苏路我家看望父母，欢迎他们。

宋伯母非常注重友情，她每年都要给我父母寄圣诞卡祝贺新年，也给我母亲写了很多信。每次信封上都注明“CONFIDENTIAL”（私人密件），她也寄送给我母亲一些非常雅致的荣宝斋木刻水印信笺。

宋庆龄伯母亲手做的古画图片贺年卡，写道：“祝高先生高夫人非常快乐的1958年”

1972年12月25日，我母亲给宋伯母写了一封信，恭贺圣诞新年。我也亲手做了一个1973年挂历给宋伯母。信中我母亲告诉宋伯母她现在在北京，很想登门拜访。12月28日，宋伯母的秘书给我母亲来信，写道：“您给孙中山夫人的信已经收到。她感谢您的日历和美好的祝愿。她告诉我们，孙中山夫人病了，正在上海治病，每天要接受两个半小时的药品静脉注射，因此她不能履行她的职责。” 

适逢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张万申从巴黎回到上海，圣诞节那天晚上他到我家看望我父亲。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戴着鸭舌帽、大口罩，悄悄地上楼找到我们。原来他是宋伯母的秘书杜述周，给我家带来了一盒蛋白柠檬大蛋糕，说是宋庆龄送给我们过节享用的。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这样的蛋糕。当时不用说圣诞节不能提，就连吃蛋糕也会被作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受严厉批判的。然而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宋伯母还特地请人给我家送蛋糕过圣诞节。在打倒一切、打倒宗教的“文革”的茫茫黑夜中，她还想到母亲是基督教徒，圣诞节是如何重要，惦记着老朋友，以蛋糕表示深厚情意，真是很伟大。

1973年，我们得到宋伯母的邀请，去她上海淮海中路府上用茶点。那是3月18日，风和日丽。我和母亲穿戴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去宋府。我们一到淮海中路1843号。铁门就打开了，警卫员请我们进去。我们内心非常激动，静静地慢步走向房子正门。 

一进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的我亲手制作送给宋伯母的挂历。这是我自作的“手工艺品”挂历：硬纸板糊上金色绸底，下面左边贴了一个弓箭步伸手点炮仗的年画式的男娃，右边一个笑嘻嘻捂着耳朵看放炮仗的女娃，中间一个大红爆竹，丝丝烟火往上，烟雾团中爆出“新年快乐”几个字。我顿时非常感动，也很高兴。没想到宋伯母那么喜欢我做的挂历，还把它挂在家里那么重要的位置。

宋伯母笑容满面地在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亲切地拥抱我和母亲。她是那么的美丽慈祥。我给宋伯母献了一个我亲手制作的礼物，宋伯母非常高兴地表示谢意。她跟我们说英语，关心地问到我父亲、姐弟的近况。她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精美的西式糕点、英国式的奶茶。问到我们申请出国的进展时，我们如实告诉她：“公安局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她很平静地“噢”了一声，没说什么。 

她也问起戴爱莲的近况。我说，我去北京郊区朱辛庄五七干校看我大姐时，碰到了她。她被打倒了，在那儿养猪。宋伯母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久久未语。对于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老朋友的不幸遭遇，宋伯母心里是非常沉痛的。此后不久，戴爱莲被“解放”了。我在宋伯母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看到有关戴爱莲的文章。她是最早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我想这或许跟宋庆龄的直接关怀有关。 

宋伯母给我准备了一盒礼物，用嫩绿绉纸精心地包装好，系上粉红丝带。回家打开看，是一盒美国的杏仁巧克力夹心糖果，粉红色的圆铁盒上面写着：“ALMOND ROCA, AMERICA’S FINEST CONFECTION”（“乐家巧克力杏仁糖，美国最好的糖”），是布朗·哈雷（Brown Halley）牌的。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时中国完全与世隔绝，根本没有“美帝国主义”的食品。这盒糖果的盒盖有点给压扁了，一定是经过一番周折，有人送给宋伯母，她自己舍不得吃，送给我们享用的。快谈移晷，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宋伯母告别。她送我们到门口，久久拥抱。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宋伯母。我真后悔当时没带照相机。但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我们去见国家领导人，是不敢带相机私自照相的。

回家后，母亲跟我说：孙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到底的，她说出的话是一定会做到的。我们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帮助，终于在1973年10月拿到护照获准离境。

宋伯母特地送给母亲最新一期《中国建设》杂志，封底是一只可爱的苏绣白色鸳鸯眼（蓝黄双色眼）波斯猫。她在扉页上用一手美丽的英文字写上：

“为你非常高兴，亲爱的玛菊丽！看我们的苏绣有多美妙啊！带上这只波斯小猫咪来为你的旅程带来快活。

许多爱，宋庆龄    73年11月1日”

两年后，我父亲也获准赴香港。宋伯母得知我父亲赴港和我母亲团圆了，非常高兴，非常关心我母亲。1975年6月16日，她给我母亲写信：

“最亲爱的玛菊瑞：

玛丽亚给我来信把你们快乐的团圆告诉了我，我能够想象你的安慰和欢乐！我希望，在你爱人的照顾下，你的身体能够迅速好起来，你的眼睛也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

请不用再给我染发剂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使用本地产品了，至今尚未过敏。

请一定要好好休息，并务必使你的身体好起来，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等玛丽亚从小产中恢复过来后，我希望她能再来我这儿。她也非常可爱，就像第娜和你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我希望能够常常见到她，我4月在楼梯上摔倒后，现在我已经能够慢慢走动了。你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滑溜的地板和地毯是有潜在危险的。 

向你致以深爱，并向你所有的家人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永远的宋庆龄”

宋伯母也非常关心我大姐，在1977年8月10日的来信中她写道：

“希望玛丽亚能和她家人去看望她父母。她应该不久就会获准出国。”

果然，1977年8月，大姐一家的出国申请批准了。宋伯母邀请她和丈夫王庚尧，八岁的儿子王劲到她府上做客，设午宴为他们饯行。王庚尧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演员，舞剧《鱼美人》的第一男主角，陈爱莲的舞伴，曾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宋伯母很开心，放起圆舞曲唱片，请庚尧跟她的秘书张珏跳个舞。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她完全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谈笑风生。宋伯母拿出许多礼物送给姐姐带走给我们留作纪念。其中有三个精致美丽的印度晚宴小手提包，是用一些小块镜子用金丝线镶绣在丝绒上。还有五条漂亮的真丝围巾。一条是蓝色织花的长围巾，一条是印有上海南京路水彩画的漂亮的乔其纱方围巾，一条是印度黑色镶织金色小花硬沙长围巾，一条是白色的同样的围巾，还有一条是浅蓝色方巾。他们临走时，宋伯母还亲自拿了几个好大好大的苹果放在小王劲手里，让他带回家。 

法国芥末 

我很想为宋伯母效劳，到了巴黎后也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而她就只想到她的朋友。来信中说：

“由于有一些外国客人来看我，他们都喜欢“法国配制的芥末”配这儿供应的热狗(香肠)。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两三罐上面说的芥末，世界上最好的芥末。

最近有一位老太太，韦尔西·费西尔，98岁，从纽约飞来看我。当我问她想吃什么，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必须佐以法国配制的芥末”。她现在已经走了，但还会有其他美国客人来看我。所以，你是否能速寄一些给我？”

我就到市中心的一家大店，挑选了四罐不同品种的芥末酱，马上给她寄了去。1978年3月13日，我收到她非常客气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第娜：

百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就办好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了你航空寄来的两罐美味法国芥末，觉得真是鲜美好吃。当我收到你慷慨给我的另外用平邮寄来的两罐时，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种。

她还很风趣地写道：

“我们刚开完人大会议。极端疲劳，而且那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脸都肿了，现在我的脸就像一个膨胀的熟透了的红番茄!”

1978年4月7日，她又给我写信聊天：

“最亲爱的第娜：

我很高兴告诉你，刚收到那另外两罐芥末，我们今晚就品尝。那么多的美国朋友到达这儿。昨天“迪克西军使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常驻延安。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南方人”，即从南方各州来的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吃烤肉，把猪放在深地坑里烧烤，特别好吃。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手”是否能做出这种烤肉来请他们。

上个月我们的人大召开，有4000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不过，我坚决不坐，而是让一位年轻姑娘简尼特(我的“受监护人”)用她的有力的手臂搀扶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对准我们照相，她就迅速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好像我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了吗？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他们看了整个过程。

今年是我帮助建立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因此我可能6月份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会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谨此望你身体健康，不要工作太辛苦。

         心爱的，感激感谢

来自宋阿姨”

还告诉我：“由于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了，这些日子我们非常非常忙，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宋伯母每次给我写亲笔信寄图书杂志，连信封都是亲自书写的，充满了她的慈爱之心。

一张25美元的支票

1979年9月，我收到了宋伯母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25美元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支票正面兑现人名字是“Madame Soong Ching Ling”- 宋庆龄夫人，反面她用蓝色钢笔写上：“Soong Ching Ling to Deanna Gao”- 宋庆龄给高醇芳。她在信中写道：

“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尽管你在经济上还不能自足，而我又因现在的处境对你不能有任何帮助。为此我深感遗憾。”

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当我找到一位可靠的人去你那儿，我要把画册赠送给你。现在画册跟我的心爱的珍贵物品一起，锁存在上海。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着你慷慨惠赠的那么多的法国芥末。我也平邮给你最近一期的《中国文学》，我想你会喜欢阅读和赏看里面的一些图画。”

我能寄送给她芥末酱和染发剂，是很开心的，是我的心意。我也是很自豪的，国母那么信任我。而这些小小的物品，宋伯母还那么念念不忘，总是表示她的衷心的谢意，还为我的破费感到过意不去。她力不从心，感到非常遗憾。

那时国内的人没有外汇外币，连国家副主席也不例外。宋庆龄收到这张从美国加州寄来的支票，就转送给我。我捧着这张支票，都愣了。国母的爱心似海，太伟大了。我当然一辈子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这是无价之宝，我永远都珍藏着。宋庆龄那么高的地位，我们又那么亲近，她都没觉得帮她办事是理所当然的，总是不停地向我致谢。

宋庆龄伯母亲手做的古画图片贺年卡，写道：“祝高先生高夫人非常快乐的1958年”

给我寄送国画图片、剪纸、菜谱等

宋伯母每年给我寄送漂亮的挂历，还想着要送给我一些法国买不到的中国食品过圣诞节用，在1979年12月15日的来信中她写道：

“前几天，我给你寄了一本挂历。希望你能欣赏到我们国家的风景。

一位老太太朋友将去巴黎，所以我要请她给你带些中国罐头过圣诞节用。她叫劳拉·马苟丽丝·江布冷夫人，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她是战争救助工作者。虽然年纪很大，她仍然在纽约、巴黎和以色列之间来回旅行。她白发苍苍，相当健康。” 

可惜我没有得到这位美国老太太的任何消息。

宋伯母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尤其是剪纸，给我寄过许多次，各种各样的。有上海剪纸、扬州剪纸、南通剪纸、熊猫剪纸，等等。她信中说：

“这儿我给你寄些民间剪纸，外国人都狂热地喜欢。你可以自己留用或者送给朋友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圣诞快乐，新年好！

                 至爱 来自

宋庆龄阿姨”

宋伯母无微不至地关爱我，她想到在国外不容易吃到美味的中国菜，就给我寄来了一套上海国际饭店编辑的京菜谱，印有鲜美菜肴的彩色照片，让我可以学着做，或者起码可以“看图解馋”。有北京烤鸭（这可是学做不了的）、德州扒鸡、干烤鱼翅、生焖对虾、醋椒鳜鱼、松子黄鱼、糟溜鱼片、糟溜三白，等等。后来我在巴黎教中国家庭烹调时，还真选用了一张诱人食欲的图片刊登在巴黎市政府画报上呢。

坚持发扬国画艺术

特别重要的是，我的国画艺术得到了宋庆龄伯母的喜爱和极大的支持鼓励，给我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信。

离开上海之前，在父亲、弟弟和朋友的帮助下，我拜了四位老师偷学国画。1973年严冬离开上海时，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但笔墨纸砚、 国画颜料一件不少。

1977年4月, 我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国画展览。宋庆龄伯母收到印有我水墨山水画的请柬时，非常高兴，马上把隋永清叫到身边，非常激动地说：“高醇芳在巴黎开画展了，她画的是中国画啊。”她激动地重复了好几次，她画的是中国画啊，意味深长。

1977年8月10日宋伯母用她一手漂亮的英文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最亲爱的Deanna，我最热烈地祝贺你画展圆满成功。我多么希望我能在那儿欣赏你的艺术作品！”

请柬上印有一幅水墨山水画，宋伯母很喜欢：

“你的画作极富有艺术性。我要为你的写有‘中国传统画’的画卡配一个镜框，因为你的画真是非常漂亮。

宋伯母还想请我教她监护的两个姑娘画画儿：

尤兰达20岁，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简尼特18岁，进了外语学院学英语。……你会觉得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很喜欢你的！   

致以我深爱的祝愿

 你的,宋庆龄阿姨”

林泰是宋庆龄的化名 

她也给我寄送了一张美国加州出版的国画贺年片，热情地写道:

“最亲爱的迪娜：你也应该这么做！人们购买这些卡片用作贺年片，并能看到你的中国山水等画作。                                                  爱你的宋庆龄阿姨”

宋伯母一直念念不忘支持鼓励我画国画。在1978年3月13日的信中她写道：

“如果有值得寄给你的画，我会给你的。在上海家里，我有一本画得非常漂亮的古代花卉画册，有一天你会收到的，只要能有可靠的人带来给你。我很爱看这些画，知道你也一定会很欣赏这本画册，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看到她夸奖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非常感动。有什么能比这更珍贵的呢？

我于1978年5月在巴黎举办第二次画展，8月到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中的温泉小镇举办画展。宋伯母给我寄送贺卡写道：

“最亲爱的蒂娜，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从你亲爱的母亲那儿得知你的成就，高兴之极。”

1979年6月和10月在巴黎又举办了国画展览。想到宋伯母那么想来看我的画展，我都特地带上了她送给我的黑丝绒金线镶绣小玻璃镜的美丽的晚宴手提包参加开幕式，让她开心开心，也让我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非常温暖。

1979年9月14日，宋伯母病刚好些，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祝贺我：

“我非常亲爱的第娜：

我因患气管炎卧床一个多月，所以没能早些写信告诉你，我为你在巴黎的成功感到多么的高兴！我心里一直是想着你的，亲爱的，可爱的第娜！”

1979年12月15日给我写信道：

“我最亲爱的第娜：

十分欣赏你珍贵的作品，由衷感谢你。作品是如此精美，显示出你作为画家的少见的才华。”

当时很难看到古画，国内没有任何中文版的国画、古画出版书籍图片，只刚开始对外出版一些。为了让我能多多欣赏临摹国画，宋伯母就到处留意，细心地从对外杂志上剪下稀有的古画及当代名家国画图片，还有对外古画挂历，都寄给我学习。如：1979年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挂历，封面是南宋陈居中的工笔绢画“四羊图”，12个月的图分别为：明朝边景昭的“竹鹤图”、张路的“望月图”、仇英的“桃源仙境图”、徐渭的“牡丹蕉石图”、蓝瑛的“云林秋霁”，清朝朱耷的山水画、原济的“竹菊秀石图”、李鱓的花卉、李方膺的“兰石图”、袁江的“骊山避暑图”、虚谷的“松鹤图”、吴昌硕的“梅花图”。1979年1月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的“中国传统绘画”，有徐悲鸿、齐白石、程十发、刘海粟、李可染、黄永玉、吴作人、李苦禅、萧淑芳、唐云、林风眠等画家画作。她也寄给我1979年第10期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封面上是李可染的“春牛图”；还有“中国女画家作品选”，有何香凝、王叔晖、萧淑芳、胡絜青、郁风、陈佩秋、俞致贞、冯忠莲、周思聪、吴青霞、周练霞、常沙娜、权正环、蒋采萍、吴玉梅、张迪平的国画。这之前，她给我寄了三张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出的1978年袖珍年历片，都画着漂亮可爱的不同民族女娃娃，一张画着小白猫的小年历片，都是巴掌大小的，很可爱。

宋伯母在她亲笔写的信封上，都特别用心地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她喜欢的纪念邮票贴上。如：徐悲鸿的骏马、齐白石的虾和蔬菜、长城及其他中国名胜古迹和风景、动画片孙悟空选图、民间艺术如风筝等。1979年4月9日，她给我寄来了两张邮票，一张是“人物夔凤帛画”，一张是“人物驭龙帛画”，都是长沙楚墓出土画。她生怕邮票会压坏，很仔细地把邮票装在纸袋里夹在印有可爱的小天使的贺卡中。她写道： 

“最亲爱的第娜：

附上一套新邮票，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她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还问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成为“夫人”了?”

北京重逢之喜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宋庆龄非常高兴，2月8日给我写信道：

“最亲爱的第娜:

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我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会派我的汽车去接你来。请告诉我的秘书艾琳·张，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最方便。别忘了把你的地址告诉她！ 

致以对你的深爱。

宋阿姨”

她还在同一天给保姆李燕娥及生活管理员周和康写了一封对工作人员非常温馨关怀他们的信，里面还特地关照：

“如有电话，请通知江苏路的高第娜女士，请她到了北京后，打个电话给秘书张珏同志，以便派车接她来寓。谢谢！她刚从法国来，不熟悉我这里的地方。”

我七年没回上海，于是就在上海待了整整三个星期。宋伯母等得很心焦。2月28日，她来信说：

“我亲爱的第娜：

好像你还在上海！我们把你的要求已经给有关部门去函让你看古画，但尚无答复。目前这宫殿仍然不对外开放，因为有窃贼事件，我们从别的部门得知(保密)。

我热切地盼望见你，所以请回复你什么时候到北京！

致以深爱。

                       你的慈爱的宋庆龄”

可惜信到家时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2005年我回上海时，原先住在我们家的十一婶的妹妹把这封保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信给了我，我这才看到了宋庆龄在25年前给我写的信。

我在3月2日到达北京后就马上给宋伯母打了电话。她请我第二天就去府上见她，共进午餐。

3月3日，阳光煦丽，宋府派了宋庆龄的吉姆车来我叔叔家接我。11点准时到了她家，汽车一直开到寓所门口。宋伯母已在一楼会客厅等着，我们久别重逢，高兴得不得了，热烈拥抱。 

客厅很宽敞，墙上正中端庄的孙中山椭圆形肖像赋予客厅一种特别的肃穆气氛。像下高桌上布满了各色各样的贺年卡，琳琅满目，中间放着一小盆粉红花卉。一套藤沙发椅前面有一张玻璃面的藤矮桌，房间四处还摆着一些盆花，很温馨。

宋伯母穿了一身中式衣裤，上身是深蓝色的，带黑色盘纽，黑绸长裤，一双很普通的黑色方口塑料底布鞋。她非常美丽高雅慈祥。她请我坐在她右边，用上海话非常亲切地和我交谈，询问家人近况。我拿出一本我大姐和姐夫在香港开办的中西舞蹈学校的演出节目单送给她，她很仔细地逐页翻阅，直夸奖，非常开心。她非常亲密地挽着我的手一起照了相。

她给我介绍了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隋永清。她非常疼爱永清。永清略抹淡彩口红，短卷发，美丽大方，很精神。她当了电影演员，很有才华。

我也给了宋伯母一张我在巴黎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拍的一幅国画的照片，请她转交给廖梦醒伯母。那是我在博物馆研究中国古画藏品时，发现有一幅画旁边有廖伯母父亲廖仲恺先生的题字，觉得很珍贵，就拍下了照片，准备有机会送给她留念。

宋伯母问我在北京希望参观哪些地方。我说，我最希望能看到的是故宫收藏的古画。我的恩师鲍亚晖先生说，学画要“眼馋手勤”，要多看古画，多看好画来熏陶。我当时正在研究吴门画派文徵明的画，很想能多看到些原画。宋伯母说她一定帮忙。她是最喜欢我画国画继承历史悠久精湛的艺术了。

餐室就在客厅旁边，一张不大的长方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钩花台布，上面盖着玻璃板。宋伯母请我多吃菜，还亲自用筷子把干烧大对虾等佳肴放进我饭碗。

饭后我们继续欢聊。宋伯母很喜欢我的连衣裙。她说她有点发福，请我替她设计一件上装，使她显得瘦些。我很高兴，一口答应。我想送她一双法国皮鞋。为了让我知道她的脚的大小，她就把脚上穿的一只方口黑色布鞋脱了下来，让我穿着试试。我把脚穿进她的鞋，比较松，有些大。所以我知道要替她买大我一码的，36码的差不多。

离开之前，宋伯母和我跟全体工作人员照相，可惜照虚了。

宋伯母应该去午休了，便依依不舍地跟我拥抱道别，说希望能过两天再见到我。她还很周到地请永清带我去花园走走，请她第二天陪我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并安排自己的汽车司机跟永清一起来接我。

珍贵的玫瑰绢花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宋伯母几乎天天给我写信，给我送礼物或画片，请秘书送到士良堂叔家。我见她后第二天，3月4日，她请秘书给我送来一支美国高仕牌金笔，盒装的，还带有两个墨水添加管，信中说：

“最亲爱的第娜:

请接受这支笔作为你访问北京的纪念。我知道它在你的工作中会对你很有用。

这几天我得主持一些会议(当主席)，所以恐怕我不能抽出很多时间同亲爱的你在一起。但如果我找到时间，我就一定会设法接你来这儿。

昨天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送去给辛西娅·廖（即廖梦醒——作者注），我希望能很快把她的感谢信转交给你，如果她可以坐起来写字的话。 

带上我对你和你亲爱的全家人最热忱的爱。

 宋庆龄阿姨”

她还特地附加了一句：

“你去参观故宫了吗?”

那时故宫博物院不对外开放，更不用说书画馆了。我很福气，有宋伯母的帮助，能进故宫博物院，还有书画专家指点。我先到办公室，拜见著名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办公室很简陋，徐老很热情，很客气。他带我去看古画，我饱享了眼福。他还请我过到他家做客，继续研究文徵明书画艺术。

宋伯母深深热爱中国自己的艺术、自己的文化。她非常喜欢国画，支持我画国画，想尽办法使我能有古画临摹。3月5日那天，她的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宋伯母3月4日写的大信封，里面有她从日文版中国杂志中取下的一页，内页印有一幅南宋李嵩的工笔花篮花卉，还有一张信纸，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第娜:

请保留内页的画儿。我想你可以画一幅像这一样的画。

致以爱

宋庆龄阿姨”

3月7日，她为我母亲和大姐准备了一些北京稀有的糖果食品，给我来信说：

“最亲爱的第娜：

终于寄来了廖梦醒感谢你好心的信件。这些天我工作忙得不得了，有许多我不能缺席的会议，而你9号就必须回去，恐怕我不会再次有见你和与你聚谈的巨大欢乐了！请向你的家庭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向你母亲和玛丽亚带去许多爱。我为玛丽亚同她有才华的丈夫创办舞蹈学校取得的卓越成绩倍感骄傲。

希望我为你写给博物馆领导的信能有预期效果，你最终看到了你所希望看的吗？我会留意好看的图画供你作画用。

能否请你把这些美国枣带给你亲爱的母亲，把巧克力带给亲爱的玛丽亚，以表我的心意和爱。

你的法国朋友和学生蓬赛夫人明天下午将出席妇女联欢会。希望你能抽空来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因为这总会给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致以对你的深爱。

亲爱的第娜

 你的慈爱的宋庆龄”

能够再见到宋伯母，我非常高兴。她那么慈爱地邀请我，心里感觉好温暖。

3月8日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我住的居民区里根本没有出租车，我又不能骑自行车到人民大会堂。我在门口公用电话处打电话找出租车，但老是占线，怎么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拨通了，等车子来接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我匆匆进入会场，开门见山地问警卫员宋庆龄主席在哪儿。他当然有点吃惊，我说我是宋主席请来的客人，他就把我带到宋伯母坐的那张圆桌子旁。宋伯母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拥抱我。我跟她说，很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她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来宾，有各国大使夫人等，还给我剥橘子，给我拿蛋糕，要请我入座。我看见旁边警卫员好像脸有难色，可能是预先不知道我来，没有安排。我就谢谢她说：“Aunty，不用麻烦，我先到那边去，一会儿再来看你。”她很舍不得，非常关心地问我： 

“有人送你回家吗？”

我说没有。她就说：

“好，我送你回去。”

秘书就跟我约定，等儿童文艺表演一结束就来宋庆龄这儿，一起走，送我回去。

宴会厅摆满了圆桌，有5000名妇女参加大会。表演刚一结束，秘书就来接我。宋伯母见我来，好高兴，亲切地挽着我的手臂，满面笑容，一起走出去。她的护理搀扶着她的右臂。新华社记者都围上来照相。看我长得是外国人的样子，觉得很奇怪，很突然：这位跟宋庆龄那么亲热的外国女孩子是谁？他们问我是哪个代表团的，以便报道。因为那时，能来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参加代表团的。我很客气地说，我没有什么代表团。

走廊中秘书对宋伯母说，她还要接见一个加拿大代表团。宋伯母用上海话跟我说她“吃力来”，意思是很累，想早点回去休息。秘书说，已经答应他们，安排好了，不太好推辞。宋伯母就不说什么，一直挽着我的手，一起进入一个会客厅。

在等候加拿大代表团到来时，宋伯母请我坐在她旁边的沙发椅上，跟我亲切交谈。她把她胸前戴的一朵粉红色的绢花摘了下来，递给我，说：

“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第娜，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留作纪念。”

这朵美丽的玫瑰花，凝聚了她多少爱心。我把这朵非常珍贵的花捧在手里，心潮澎湃。

接见完代表团以后，我搀宋伯母走出人民大会堂。她上了第一辆红旗轿车，前面有国旗，我上了第二辆轿车。前面有警卫摩托车队呈人字形排列开道，很威严。车里很宽敞，脚下铺着厚厚的北京织花地毯。有三排座，我进车时后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一路上我们就愉快地交谈。 

红旗轿车缓缓开进后海宋庆龄官邸，我们都下了车。宋伯母和我亲切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她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想到这就要跟亲爱的宋伯母分手了，眼睛不禁湿润了。

我换乘了她的另一辆车，车子一直送我到东城区新中街堂叔家。

回到巴黎以后，我收到宋伯母的挂号信，信封背面是硬纸板，里面是两张照片，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笺包着。宋伯母为我精心地挑选了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一张是她左手挽着我，右手挽着专门扶持她的护理人员，胸前戴着一朵绢花；另一张是在会客厅里，我俩坐在沙发椅上，后面站着三个秘书和护理人员，宋伯母和我亲切交谈，绢花在我的手上。她真是非常细心，想得非常周到。这两张照片不但是美好时光的珍贵纪念，也是史实记载：这朵美丽的粉红色玫瑰绢花是她亲手赠送给我的，有照片为证。

两张贺年片

1980年12月初，我收到了宋伯母的贺年卡，12月7日寄出的。我6月结婚了，这次她就遵照西方人的习惯，在信封上和卡上写的是我丈夫的名字：德布克先生和夫人。贺卡面上印有艺术照片，暗蓝底上数枝白梅盛开；内页印有金色隶书体“恭贺新禧”，右下角“宋庆龄”。中间她用绿色粗钢笔写着：

“致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暨夫人: 

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一周，我又收到了她的贺年片，同样的贺年片。我心想，宋伯母已经给我寄过一张贺年卡了，大概是因为她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保险起见就再寄了一张。但过了几年以后，有记者来我家，我把珍藏的这两张贺卡拿出来，一念给他听，我就明白了，非常震撼。宋伯母在第二张卡上写着：

“祝愿帕特立克·德布克先生和夫人： 

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慈爱的宋庆龄”

宋伯母是在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片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过不了1981年，恐怕再也不能给我们寄贺年片了，就再寄给我一张，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福。我念到那儿，呜咽了，流泪了。她的爱心似海，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

1981年5月，我到了北京。得知宋庆龄病重，我马上跟她的秘书联系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探望宋伯母。我想献给她一些鲜花，但当时北京花店极少。我到处找，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束鲜花，赶到她家中。

秘书领我上了二楼，我轻轻地走进了卧室。宋伯母躺在大床上，床前有许多医疗器具，周围有不少医务人员。看见她那么虚弱，我很心酸。我让工作人员把鲜花献给她，并在耳边告诉她：高醇芳从法国来看望她，代表高家，送鲜花给她。她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还说了谢谢，谢谢我来看望她，谢谢我的鲜花。我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她，心酸得泪水盈眶，好久好久，只愿在她身旁久久地呆着，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我问医务人员她是否能早日复元，他们没有言语。医生要护理她了，我不得不离开。我强忍泪水，向她告别。

我一出卧房，就止不住哭泣了。秘书安慰我，还请我在寓所用午餐。我实在太伤心，不想吃饭，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外面阴雨连绵，天亦伤心，跟我一起流泪。

5月22日，我离开北京之前，到宋庆龄寓所告别。宋伯母已经昏迷，正在安睡，不便打扰。我在心中默默跟她道别，沉重离去。

沉痛悼念宋伯母

5月29日，我从广州到达香港。宋伯母在晚上8点18分逝世。

6月2日，新华社香港分社设了奠堂，隆重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奠堂正中悬挂着宋庆龄遗像，上面黑纱横幅，前面一排常青树，四周摆满了花圈。4500多名人士前来沉痛哀悼宋主席，排队缓步进堂，一一在遗像前鞠躬默哀。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美国、法国、日本等所有国家的总领事，犹太富商嘉道理爵士都前来吊唁，鞠躬致哀。我和母亲，还有一位曾在上海洋行工作过、也曾经见过宋庆龄的外国朋友Vera女士，在下午4时到达奠堂。门口工作人员问我们的身份，我就回答说：宋庆龄主席的好朋友。我也带了照片，这样守卫也能相信，可以让我们进去。

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我难过得直哭，我母亲和朋友也都伤心得直流泪。当我们将要离开时，记者都围过来了。整整一天，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认识宋主席的人。记者提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认识宋主席的，等等。我们简述了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改称为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一些活动和贡献，她的慈爱善良之心，跟我们的深厚友谊，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等等。宋伯母深深感受到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灾难，给妇女儿童带来的苦难，她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做出贡献，尽自己一切力量，想尽办法，广泛发动中外各界人士，团结在她周围，去支持前线战士，救助民众儿童。她非常关心人，润物细无声。记者问我：“您跟宋庆龄主席有过亲密接触，您对宋庆龄主席的评价如何？”我脱口而出：“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民众，人好极了，非常了不起，是一位杰出伟大的高贵夫人。”（She was wonderful，a wanderful great lady.）

第二天，《南华早报》报道吊唁宋庆龄主席文章的大标题就是“悼念‘伟大杰出的高贵夫人’”，引用了我的话，以我肺腑之言纪念宋庆龄。后来一般都把lady翻译成“女性”，其实不太贴切，lady一词有更深更高的含义，不同于woman简单女性一词。

宋庆龄伯母生前很想看到我的国画展览，我就把我和我的洋弟子的中国画作和宋伯母给我的珍贵的信函文物带回中国，2005年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由上海市对外友协、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了“情系中华——高醇芳国画作品及珍藏宋庆龄文物展”，2015年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举办了“塞纳河畔的水墨情——高醇芳师生国画展”，献给我最亲爱的宋庆龄伯母。宋庆龄喜欢我的国画，是要我们继承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并且在世界上发扬光大。我衷心感谢她对我的永恒的爱，永恒的鼓励。永远铭记她的话。

右一为法国驻华大使馆顾山阁下

十年前，为了纪念宋庆龄伯母逝世三十周年，我写了《风中玫瑰》一书，作为“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回顾四十年前，我捧着鲜花去宋庆龄伯母身边看望她，挥泪向她告别。据北京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何大章先生考证，我是最后一位见到宋庆龄尚清醒的探望客人。我离开后的当天晚上，她就进入昏迷状态，一直到长眠。我能够在宋伯母生命最后时刻献给她最喜爱的美丽花朵，甚感欣慰。她谢世之前的“谢谢”之言，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在宋庆龄伯母离开我们四十周年之时，谨以此篇纪念文章，献给她的在天之灵。宋庆龄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中，我永远深切怀念她。

高醇芳

2021年5月写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