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罗新璋）。据称中国典籍外译始于北魏时期，中国僧人昙无最把《大乘章义》译成梵文（马祖毅），而中国文化经典最早外译则在唐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奉皇帝之命与人合译《老子》为梵文，在西域和印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经典在中华文化圈的翻译和传播始于唐朝时期的日本，后于13至15世纪传至其他周边国家。

中国文化经典西译的源头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相对较晚，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于1581年最早开始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把“四书”完整译成拉丁语，所译《大学》第一章于1593年刊载于欧洲出版的《百科精选》，该书两次重印。就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而言，早在中世纪，英国学者罗杰·培根在其《大全著作》（Opus Majus）中就提到中国，称“契丹”（Cathay）（Lach）。其后有《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在相对严谨的汉学著作出版前风靡欧洲，成为满足人们对东方古国猎奇心理的流行读物。

在这个“前汉学”时期，第一部在欧洲产生最大影响的汉学著作，当属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受教皇之命，耗时两载编写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该书在出版后的15年内，以7种语言出了56版（Lundbaek），1588年译成英语。书中编译介绍了从黄帝到万历年间的中国历史，还首次编译了三国故事。有研究者称，该书资料来源可能是明末清初出版的通俗读物《万宝全书》（Lundbaek）。另有研究认为，该书不仅参考了此前出版的汉学著作，更得益于西班牙第一个来华使团带回的地方志、《资治通鉴节要》等中文书籍（吴孟雪）。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门多萨的著作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中国历史，而此前的汉学著作和《万宝全书》均不载。可以推想，作者不仅参考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的《亚洲史》（1563）、克鲁兹的《中国志》（1569）等欧洲当时可以获取的书籍资料，也参考了1575年来华西班牙使团带回的中文著作。这也许就成了中国史书西译的最早源头，较之葡萄牙来华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早了半个多世纪。

从浪漫主义汉学到关注实用性

中国文化经典的早期西译均采用这种不同程度的编译形式，不仅中国经典译本大多不够完整，而且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早期汉学家和传教士把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描绘成完美无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把孔子尊称为东方的苏格拉底，“无比崇高，完美无瑕，睿智洞察”，盛赞了中华帝国的道德和正义、淳朴和诚实（Vincent）。18世纪是欧洲启蒙时代，知识界崇尚理性。随着儒家经典译成拉丁语、法语、英语，儒家思想中的理性观念和道德体系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研究者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耶稣会士研究和宣传中国，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广泛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大众作家（popularizer）则浅近地研究中国，从中寻求对欧洲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支持（Mungello）。他们借用孔子人文主义理想之利器，打击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Ni）。

18世纪“前汉学”之后的汉学被称为“浪漫主义汉学”，其原因既有欧洲学者借东方帝国的“古色古香、睿智儒雅和新颖独特”，排斥本土科学的“可怖无知和缺陷”，也有东方古国的魅力满足了当时作家的浪漫主义想象，如笛福、哥尔斯密等。无论如何，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经典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态度。翻译的原著由原先一味专著于儒家经典，转向关注中国的各类经典乃至时闻轶事，对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具备实用信息的作品尤为青睐，甚至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英国传教士柯大卫在其“四书”译本中认为，《大学》“表达了一些华丽的理论，但是一般地均建立在错误的原理之上”；《中庸》“更加深奥难解和神秘莫测”；《论语》主题混杂，“充斥着人们所称的老生常谈（truisms），几乎是相同词语中的重复也是屡见不鲜”；《孟子》作者在讨论“政治格言和道德规范时，说话口气俨然像一位睿智果断之人，但是当他深入思考形而上学术语时，又经常流于不可思议的揣测，似乎回答不了任何问题，仅提供了附加的证据，以证明人类的任何智慧均不能发现宗教重大主题的真相”（Collie）。这样的批评之声首先表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还很肤浅，另外也表明，在两百多年的翻译和文化交流之后，19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崇尚和盛赞，到逐渐了解的过程中夹杂不同声音。然而，在东学西传的大潮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尚需时日。

中国经典西译的新阶段

如果说19世纪之前中国经典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自19世纪初开始，中国经典西译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译经典类型多样化，而非仅限于18世纪以前对儒家经典的情有独钟。历史、诗歌、小说、戏剧、蒙学、法律、游记等各种类型的经典著作得到了更广泛的翻译出版。比如，除了马礼逊、马士曼、柯大卫等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尚有小斯当东英译《大清例律》，德庇时全译《好逑传》《汉宫秋》，麦都思首译《尚书》（1846），直至19世纪末理雅各的集大成式中国经典英译，还译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诗经》英译本。同期，中国各类经典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如法国汉学家鲍迪埃法译《东方圣书》（1841）和《中西政治关系史》（1859），法国汉学家顾赛芬译有“四书”（1895）和《周王》（1897）；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洛特译有《孔子德译》（1828），德国学者克拉梅尔译有《孔子与孟子》（1844）；等等。毋庸置疑，这些译书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之后，再次给西方读者带来东方古国的文化思想，其影响之大不可低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欧风美雨”，中国的翻译活动最终甩掉历史遗留下来的“拐杖”，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独立从事外译汉活动。类似地，中国文化经典外译领域也造就了一批独立的翻译家，辜鸿铭率先英译儒家经典，其后更有苏曼殊、林语堂、初大告、杨宪益、刘殿爵、许渊冲、叶维廉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和华裔汉学家，走到中国经典外译大舞台的中央，担当起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大任。林语堂在《四十自述》中所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也许集中反映了近现代中华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中华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日益广泛

1949年后，国内出版了多种经典翻译丛书。我国政府更于1995年启动中国经典外译工程“大中华文库”，选译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110种，至今仍未全部翻译出版完毕，如《资治通鉴》等。2007年启动文库典籍多语种翻译出版，涵盖8个语种。2018年开始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的翻译出版，第一批有84种。不过，国外翻译出版的中华典籍译本数量更大，以“四书”为例，1949至2019年间，国内出版译本62种，国外出版100多种；国内出版《易经》英译本仅见5种，国外出版41种；国内出版《庄子》英译本仅见5种，国外出版27种。据研究者称，迄今为止，《道德经》英译本已达到562种，内地及港澳台所出译本仅见23种。“四书”“五经”之外，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翻译数量也较可观。除上述三种外，《墨子》《淮南子》《荀子》《列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孝经》《礼记》等均有多种英译本出版。特别地，宋明理学著作也有英译本问世，如《近思录》《传习录》等。

除哲学典籍之外，其他中华典籍也被不同程度地翻译出版，数量较大的类型主要有小说、历史著作、戏剧、中医药著作等。不过，中华典籍中翻译数量最大的还是诗词歌赋。就目前所见，1949年之后国内外出版《诗经》英译专辑20多种，国外出版5种，国内17种，当然其中有些并非全译本，另外国内外收录《诗经》选译的译本约40种。另外，各类《楚辞》英译本有24种，国内出版9种。唐诗英译数量更大，仅专辑近90种，国内所见9种；唐宋词英译专辑60多种，国内出版25种。其他各类古典诗歌英译本初版近150种，国内仅见12种。

上述统计表明，随着我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也日益受到国外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中华典籍通过翻译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华典籍翻译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有些典籍译本在国内出版，很难在国外传播，更遑论影响。国外图书馆有一些典籍译本馆藏，为传播和影响做好了准备。当然，中华典籍译本更应该在国外出版，从而缩短传播和影响的距离。

第二，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华典籍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比如中国历史典籍翻译的种类和数量一直较少。英国学者李约瑟为撰写中国科技史著作而搜寻史料时发现，在西方文献中获取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献非常困难，中国史书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被译成欧洲语言。目前，也仅有《尚书》《史记》《汉书》等少数几种译成英文。

第三，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华典籍，其中的文化过滤在所难免，需要加强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弥补措施。但是，目前国内的中华典籍外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出版的译本，而国外译本研究则相对较少。

第四，翻译中华典籍的最终目标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并发挥影响，但是国内相关研究不仅文献较少，而且其系统性严重不足。

迄今，中国文化经典翻译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外语人要以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国内外继续翻译出版中华文化经典。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50期5版，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范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