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邰谧侠 (MishaTadd)

邰谧侠 (MishaTadd)，美国人，波士顿大学宗教系博士（2004-2013），先后师从波士顿大学Livia Kohn（孔丽维）、哈佛大学Michael Puett（普鸣）、布朗大学 Harold Roth （罗浩）。2014-2018，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杜维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道家思想，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老子河上公章句，传统老学，新老学。出版物：《<老子河上公章句>阴阳观溯源及“阴阳”的“模”“素”再分》载于《哲学研究》（中文）；《无道德判断的道德：以〈河上公章句〉为例》（英文），北大王中江教授的《简帛文化：宇宙、秩序、信仰》英译本等等。

《老子》是当今除《圣经》外外译最多的典籍，但迄今为止，学界没有人具体描述和分析它在全球的译介情况。丁巍先生曾经主持完成过这方面的项目《老子书录》，但其研究结果《老子典籍考》并未出版，[1]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及其后十几年，《老子》译本还在不断增加。因此，笔者收集了自己所知道的全球所有《老子》译本，以更全面深入地描述《老子》外译情况，希望为老学全球化的研究作一些文献整理工作。这些译本使我们看到了《老子》的全球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当代的老学研究与传统老学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它要面对的是全球化了的《老子》。如何定性这种新的老学研究？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伟先生提出的“新老学”这一建设性概念，它强调《老子》目前的全球化、跨文化、跨语言研究趋势。笔者将在本文描述新老学形成过程及《老子》外译情况，并分析当代老学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笔者对其的构想。笔者认为，新老学研究看似超出了中国地域范围，但也值得当代中国老学学者关注，因为全球范围内的《老子》解释本身就是《老子》的全球化，以国外解老为镜，看到更多的《老子》，这将对中国学界有所启益。

一、传统老学与新老学

新老学是传统老学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了解新老学，就先要全面准确地描述传统老学。传统老学是对老子其人其书以及后人释读的研究。传统老学重视的不只是《老子》本身，还包括后人对它的时代发展，所以老学不仅要重视《老子》本意探究，还应关注后代各种注疏。虽然中外学者多只追求《老子》本意，但他们也都会参考援引已有注释，因而身处传统解老的思想谱系之中。

老学以文本注释为主，而释文是解释之一。传统老学是用汉语解释汉语《老子》，中、日、韩老学都有这种类型。按照丁巍先生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的《老子》相关文献有2185种、日本有430种，韩国有91种。[2]这些文献浩如烟海，其中大部分属于笔者所说的传统老学，即是以汉语来解释《老子》。

著名的《老子》注者杜道坚曾总结传统老学特点为“随时代所尚”：“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玄经原旨发挥》卷下) 这一立场强调老学史即是六经注我的历史。老学是老子与后人在不同时代的对话。譬如，《老子旨归》和《河上公章句》都是汉时注本，两个注本就都有不少与汉代思潮、汉帝国的王权政治密切相关的特点。唐时佛教中论流行，当时李荣与成玄英受此思想影响，即以道教式的中论思路解老。各个时代均有其独特的《老子》，因此，老学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不只是《老子》原文和所谓的《老子》原意，还应包括历史上的《老子》诠释及其发展变化。

《老子》诠释除了随朝代改变，还随诠释主体的变化而变，三教九流的《老子》解释有天壤之别。韩非子以法家思想解释《老子》，刘安以黄老思想解释《老子》，《想尔注》以天师道道教观解释《老子》，鸠摩罗什以佛教中论观解释《老子》，王真从兵法角度解《老子》，苏辙以理学思想释《老子》，鄧錡对《老子》以丹道解之，憨山德清则以禅宗解《老子》，不一而足。每个传统，包括外来的佛教，对《老子》的解释都蕴含了他们自身的传统特性。虽然老子思想也影响到他们的传统，但他们同时会将《老子》整合到他们的传统中，在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老子》角色非常灵活，富于启发意义，能引发诠释主体的思考。

传统老学的解老方式就非常多，到了近当代，随着《老子》译本的持续增加，《老子》原意探究和诠释更是在持续增加中，主要是因为《老子》译本也一直在增长中。目前历代手稿和已出版《老子》译本总共有72种语言1548个译本。新老学是传统老学的全球化：在传统老学即汉语《老子》译介和传播外，它从老学角度研究新兴的外文《老子》。这样，新老学就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老子》。

人们多认为译本无法客观呈现原文，是“赝品”，外译《老子》和中国传统《老子》看似应该泾渭分明，但《老子》译本如何能与传统注疏一并成为老学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从老学角度看，译本本身体现了老学立场。譬如安乐哲和郝大维把“道”翻译成Way-making，这表现了他们的过程哲学立场。虽然它不一定背离《老子》原意，但确实是以诠释为基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更多《老子》外译本即使不是在“解释”《老子》，也应该归于老学范畴。因此，新老学就要将这些外译《老子》也纳入其中。传统老学包含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老子》，“新老学”则包括不同语境和不同文化、哲学和宗教中的《老子》，比如，天主教《老子》、新教《老子》、犹太教《老子》、印度教《老子》、神通学《老子》、唯物主义《老子》、神秘主义《老子》、环境主义《老子》、女权主义《老子》、自然主义《老子》、无政府主义《老子》、法西斯主义《老子》和自由主义《老子》等等，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强调国内外的《老子》传统是一个既统一又多元的传统。

笔者赞同新老学的这一提法，之前绝大部分海内外《老子》研究都只针对某一语种的《老子》，但不同语种的《老子》译本很多，传统老学无法呈现《老子》研究的全球状态。从新老学角度出发，所有的《老子》译本可归于一个体系，相关研究会更富全局视野，也有利于我们从对比中把握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老学特点。此外，还有一种《老子》外译现象比较特殊：某些著名《老子》外译本又被译成其他外文，而原译本开启的解老方式被后续者沿袭了这种方向，复杂的传承与影响形成了老学思想谱系。新老学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些谱系，因为想了解哪些国家哪些人物接触过哪种《老子》，就必须了解这些思想谱系；同时，这种谱系才能说明全球众多的《老子》解释中，何种解释最受欢迎及其原因。

这也是传统老学和全球化了老学的交点，只有具备新老学的全局观，才能全面地理解老学传播从中国到世界这一现象。《老子》原意太模糊，后来解释者必须参考其前人的注解，这使得老学延绵不断。每个从中文翻译《老子》的译者都会参考历代注本或《老子》的当代译本，有的译者，尤其出土才几十年的帛书和竹简版《老子》的注译者，他们虽然没有帛书本和竹简本《老子》译介本供参考，但也会受到此前《老子》著名注本的影响。因此，国际化老学的发展植根于传统老学，最终则归于新老学。

二、汉语与非汉语的解释

传统老学以汉语解老为主，新老学则还包括了后起的以外语解老的内容，二者都是以解释《老子》为本，解老原则也有相似之处。以外文翻译《老子》虽然也属于释老，但也会采用新的解老方法。新老学一共包括五种：历史考据、哲学分析、宗教信仰、文学欣赏、个人启发。第一、从清朝开始，考据学或朴学为主流，以朴学方法解老由来已久。国际汉学家多沿袭了这种倾向，国内外这种《老子》层出不穷，一直到现在仍很常用，尤其是出现新的出土文献后，比如胡适、钱穆、德国的Rudolf G. Wagner（瓦格纳）[3]、美国的Robert G. Henricks（韩禄伯）[4]、法国的Jean Lévi[5]。第二、虽然宗教《老子》和哲学《老子》彼此交错，但国内和国外都有不少解释更强调其哲学的一面。比如王弼、王安石、王夫之、美国的Chad Hansen（陈汉生）[6]、德国的Hans-Georg Möller（布鲁诺）[7]。第三、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的解释强调鬼神、超越世界、带有宗教性的宇宙观、修行等方面。传统老学中这类型有《想尔注》的天师道信仰、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的《<道德经>发隐》、吕洞宾《<道德经>释义》的丹道等，而新老学中则有将《老子》作为三位一体证据的天主教诠释的拉丁文译本、瑞典的Adolf Kolmodin[8]的新教译本，荷兰的Henri Borel[9]、德国的Franz Hartmann[10]的通神学会译本，美国Thomas Cleary的沢庵宗彭《老子讲话》[11]英译的外国佛教解释，韩国柳永模的基督教、佛教和仙道融合的译本[12]。新宗教如督爷主义（Dudeism）[13]和绝地教（Jedaiism）[14]也有自己的《老子》。第四、强调《道德经》文学性的译本，多以诗歌形式翻译或从文学角度解析《老子》。比如，中国有张南《<道德经>诗译》[15]和卢国龙《<道德经>诗译》[16]，外国则有美国的Gerald Schoenwolf[17]，波兰的Jan Lemański[18]和俄国的В. Перелешин[19]。第五、强调《老子》对个体启发意义的译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式的哲学或宗教，有更强的个体性。比如，Timothy Leary吸毒后重新翻译的《老子》[20]、Wayne Dyer的鸡汤《老子》[21]、John Heider的《领导之道》[22]、Ray Grigg的《爱情之道》[23]、Waldo Japussy用猫的立场解释的《老子》[24]。

中外的解老文献都可以归为这五种，但第五种基本只在国外出现，这可能是因为这类型翻译过程的主观性最强；但和中国本土同样有极强主观性的佛道教解老相比，国外译介往往自出心裁，而中国本土的佛道教解老则强调不背弃其传统，这也许出于不同文化和时代对经典诠释有着不同的看法——古代中国更重继承，相对而言，现代西方对他者的文化更重在为己所用。但是，强调个体主观体悟的解老类型在汉语解释《老子》中也有。那么，传统老学和新老学的主要区别在何处？笔者认为，其间区别不在于解释种类的不同，而在于新老学存在语言转化的困难和技术问题。

传统老学以汉语解释汉语为主，但因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等的不同，早期的经典需要注疏，注文里会出现一种翻译，比如，河上公所说的：“驟雨，暴雨也。”但整个注本不算真正的翻译；现代汉语的白话文“今译”也与外文的翻译有很多不同，不能归于普通的“翻译”。《老子》汉语今译不需要处理一些难以以外语表达的词汇如“道”“德”“气”“天”等等，因为这些多义词在汉语译本中不会造成困难。但在外译时就不同了，虽然小部分译者对“道”选择“零翻译”即不翻译，但大部分外译是无法逃避类似问题的，这就要求译者根据诠释需要灵活决定，比如汉语中多无主句，而英语中则有，因此，从汉语的无主语句翻译至有主语的英语时，译者需要设定一个主语；而在汉语今译中，则没有这个必要。因此，汉语解释可以保持原文的模糊性，而外译必须详细地解释每句话甚至每个字。虽然笔者认为中文今译不属于翻译，但有几种中文译本还是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它们是从外文译本回译成中文的，一般是指由某一特定外文译本翻成现代中文，比如王强和刘飒翻译的《改变思想改变生活》[25]，它的过程中有外文转译，因此也被纳入。

还有一种外译情况，就是不是直接从中文《老子》译为外文，而是从中文译成的外语本再转译为第三种语言的《老子》。一方面，准确度因此降低，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是对《老子》的解释和传播方式之一。世界上译本最多的《圣经》也是这样，经常从英文等强势语言转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不是直接从希伯来文、古希腊文等的原文翻译而成。这个转译现象大大提高了两书译本的数目。《老子》的例子太多，如Mirna Herman Baletić 和Marina Kralj Vidačak将Chad Hansen（陈汉生）的英译本翻译成克罗地亚语[26]、Serge Mairet将Tam C. Gibbs的郑曼髯的《老子易知解》英译本转译成法文[27]、荒俣宏将Marce de Smedt的法文译本转译成日文[28]。有的译者只是会拿其他译本当参考，所以不算转译。还有很多是在同种语言间的转译，《老子》被译成某一语种，被不懂中文的“读者”看到，以该语种为母语的译者融入自身理解，仍以母语语言写出新的译本。这种译本网上很多，也有正式出版的。这种现象在英语界最为常见，如著名作家Ursula Le Guin的译本[29]，还有Aaron Brachfeld的[30]和Peter Frentzel的译本。[31]

这些转译尤其是最后这种同种语言的“翻译”的译作的准确度往往有一定问题，多有学者不满。如果我们考虑要维持所谓原意，专家的否定情有可原，但如从新老学的角度和《老子》中外传播的角度看，它就如《老子变化经》里面的老子一样，是《老子》的众多化身。随着时代的变化及文化的特色，《老子》应该能有其特殊的表现。另一方面，笔者也不完全接受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概念，“作者”不应该是完全“死”了的，《老子》变化虽然会比较多，但应该还有一种核心的真理。可以说，转译是解老的重要方法之一，批评是应该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译者是以有历史考据的译本为目的，我们就可以判断对错。但如果译者不懂外语而按照个人感悟更随性地翻译《老子》，也应是有价值的《老子》。

三、《老子》外译史概要

提到与历史考证有关的《老子》外译，我们也可以谈目前有纪录的《老子》外译史。有历史记载的《老子》译本最早出现于唐朝，是梵文译本。当时唐朝与一个印度国家Kāmarūpa（现在的阿萨姆邦）有外交往来，Kāmarūpa的国王Bhaskaravarman向唐朝的大使李义表提出想要《老子》译本。[32]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就选择懂梵文的玄奘和懂道教的成玄英和蔡晃负责翻译该书。目前译本失传，但还留存了翻译过程的记录。比如，玄奘和道士们讨论怎么翻译“道”。玄奘建意用“末伽”（Mārga ）即“路径、方法、解脱道”的意思，而成玄英等道士建议用更具超越意义的“菩提”（Bodhi）。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末伽。[33]因此，现有最早的《老子》译文只是这个字。其后，最古的《老子》译句（14条）是宋朝时代的西夏译文，[34]如“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翻译成“□□□□□,□□□□□□”（人君为不义，故不久兵马起）。[35]笔者将这句西夏文回译成了汉文，可以看出西夏文《老子》也有解释性，一是将“天下”解释为“人君”，二是将“无道”翻译成“为不义”，这饶有意趣。看起来，西夏文的佚名译者将老子的话更具体化了。据专家聂鸿音说，西夏译文也有很多错误，其译者不清楚是汉人还是西夏人。[36]但从新老学的角度看，这些“错误”可能很有意义，它代表一种对《老子》的特殊解释。 

随后还有拉丁文、日文、俄文和法文的全译本。先后有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将《老子》翻译成拉丁文，1658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翻译了第二十五章的小部分翻译过去（内容），他强调“道”是无形的造物者。[37]接下来较早的足译本即是大概产生于1721-1729年的拉丁文手稿。译者是索隐派的传教士，很可能是聂若翰（Jean-François Noëlas 1669-1740）[38]。该译本以焦竑《老子翼》为底本并翻译了其中不少注疏，为了证明中国文化早已认识天主教的真理。这种翻译强调天主教的信条，但出现了不少有趣的解释。比如，“道”字有两个部分“首”和“辶”，“首”的意思之一是“第一”，“辶”的意思是“行动”，译者由这一写法推定“道”等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 primum movens )。[39]

最早的印刷译本是日本的金蘭斎（1653-1732）1761年出版的《老子經國字解》。该译本不只用到了汉字符号，还用到了日文。最早现代西文译本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Дании’л1828年的俄文译本，但直到1915年才发表。[40]西方最早的印刷译本则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1842年出的法文译本。儒莲是汉学初期出色的汉学家，其译本和研究做得特别仔细，他参考了三十种注本，但仍以《河上公章句》和《老子翼》为主要底本。

儒莲后出现的其译本已达72种语言、1548种译本。现有手稿或已出版外文翻译如下：

英文（441种）、德文（157种）、韩文（101种）、西班牙文（95种）、法文（91种）、日文（62种）、荷兰文（58种）、意大利文（57种）、俄文（41种）、葡萄牙文（36种）、泰语（33种）、波斯文（32种）、波兰文（24种）、越南文（20种）、希伯来文（18种）、印度尼西亚文（18种）、希腊文（17种）、捷克文（17种）、土耳其文（14种）、匈牙利文（14种）、保加利亚语（13种）、罗马尼亚文（12种）、芬兰文（12种）、瑞典文（12种）、丹麦文（11种）、中文（11种）、拉丁文（8种）、克罗地亚语（7种）、泰米尔语（7种）、塞尔维亚文（7种）、加泰罗尼亚语（7种）、印度文（7种）、蒙古文（6种）、斯洛文尼亚语（5种）、挪威文（5种）、亚美尼亚文（5种）、世界语（5种）、爱沙尼亚文（4种）、冰岛文（4种）、马来文（4种）、古吉拉特文（4种）、阿拉伯文（3种）、拉脱维亚文（3种）、乌克兰文（3种）、满文（3种）、菲律宾文（2种）、哈萨克文（2种）、马其顿文（2种）、乌尔都语（2种）、南非荷兰语（2种）、意地绪文（2种）、马拉雅拉姆语（2种）、梵文（1种）、西夏文（1种）、巴斯克文（1种）、孟加拉文（1种）、缅甸语（1种）、克林贡语（1种）、库尔德文（1种）、伊多语（1种）、立陶宛文（1种）、旁遮普语（1种）、弗利然语（1种）、马耳他语（1种）、泰卢固文（1种）、斯洛伐克文（1种）、坎纳达语（1种）、加里西亚语（1种）、柬埔寨语（1种）、维吾尔语（1种）、老挝语（1种）、阿萨姆语（1种）。

这么多译本表明了《老子》的国际性，它们也应是新老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些统计中，可以看出非常多的译本使用的是强势语言，如果只将翻译当成客观行为的话，大多译本似乎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意识到每个译本都代表了独特的解老立场，就会承认《老子》翻译可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四、《老子》与外译思想谱系

译本各有其独特的解老立场，经常与其之前的注疏传统、译本、或某一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等）有关，故此，研究国际化的《老子》应考虑译本所处的思想谱系。之所以《老子》译介会形成谱系，是因为知名译本经常会被转译，由此产生的转译本就会形成对初始译本解老思想的再传播。这类型的《老子》译本很多（转译自英文的有246种、转译自法文的有42种、从德文有40种）。这种少有的大规模转译中，译本间形成的复杂脉络影响深远，由于缺少新老学研究所需要的全球意识，目前的新老学研究基本上只限于某一语境语种，尤其是仅指英语、德语世界的《老子》，而缺少对其他语境语种《老子》的观照，自然也无法形成对全球化《老子》的具体而微的认识。[41]

这些《老子》转译形成的谱系不少。比如，以儒莲的法译本为底本形成的耶鲁大学英译藏本（1859）、Chalmers英译（1868）、Strauss德译（1870）。除了耶鲁大学藏本以外，其他几个并非纯粹的转译，它们各自加入了译者自身的特性。如儒莲翻译“道”为La voie（意为“路径、上天堂之道、上帝之法、上帝引导人类的方法”），而Chalmers则将之译为Tao和Reason（意为“理性”）。[42] Strauss脚注还是像儒莲样把道翻成Weg（意为“路径、往目的地的方向、方法”），但将“道”音译为Taò。[43]耶鲁藏本直接将儒莲的La voie转译成The way即“路径、方法、行为模式”。[44]儒莲翻译时候只是沿袭原来的注疏传统，并没有特别一贯的哲学立场，但其解老倾向影响了所有早期的西译本，虽然后来译者所用的解释方法各自不同，但翻译方法仍多是沿用儒莲的，如将“道”翻译为“La voie”或“The Way”这点就沿用最多。

后来还出现了不少表现出明显意识形态的译者立场，比如苏联1950年出的的唯物主义《老子》，出自在苏联接受汉学教育的中国人杨兴顺，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并不精通[45]，但其《老子》翻译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立场，虽然他的俄文水平很低，但其译本因有唯物主义色彩而成为苏联标准译本。[46]后来有的国家就将杨兴顺的译本转译成自己的语言：罗马尼亚文（1953）[47]、捷克文（1954）[48]、东德的德文（1955）[49]、中文（1957）[50]、波兰文（1977）[51]、哈萨克文（2003）[52]、乌克兰文（2008）[53]、马其顿文（2011）[54]、蒙古文（2014）[55]。虽然后面三本是苏联解体后的译本，但仍然成为苏联唯物主义《老子》思想谱系的重要部分。这就说明苏联式《老子》的影响力还在扩大。

类似的例子还多，比如由著名的嬉皮祖英文译本形成的思想谱系。在西方，嬉皮祖属于接受《老子》的重要群体。六七十年代，《老子》特别流行，当时Gia-fu Feng（冯家福）和Jane English 1972年的英译是代表作。[56]该译本强调自由、人及大自然的关系，其最出色的地方可能在于审美方面。每一章配有一张黑白照片和用毛笔写的原文，给读者一种恬静、雅洁和优美的东方传统审美体验，这也是译者解老的特色之一。目前这译本已经被转译成六种语言，也影响到不少其他译本：希腊文[57]、芬兰文[58]、荷兰文[59]、德文[60]、泰文[61]、西班牙文[62]。

这两个带有解释性质的译本被转译成其他语言的译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网络”，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构建出复杂的思想谱系。但不是所有的影响力大的译本都会形成相应的思想谱系，如儒莲的译本，他的La voie翻译很广泛，但是其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多少译者全盘采用儒莲解释和翻译《老子》的方法，因此，它们之间的传播脉络不太明显。此外，不少译作者没有说明自己的译本出自于哪个译本，或是受哪一译本影响；它们是否在某一思想谱系之内，我们也不得而知。因此，除了一些脉络明显的思想谱系外，那些译本与译本之间脉络不那么明显的思想谱系，也应该列入新老学研究对象。

在成体系的《老子》译本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没有构成谱系的译本，有的是意识形态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有的是出于民族主义而作，有的则是其语种罕见。

意识形态比较特殊的有Julius Evola的意大利文译本（1923、1959）。[63]Evola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神秘主义者，也是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反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平等主义，认为不同的人意识或精神成就也会不同，根据这种不同建构社会层级才是合理的。其译本以Alexander Ular的法文为底本，[64]而Ular的译本基本上是神秘主义的立场，但没有Evola的法西斯社会概念，Evola可谓是自己发展出了译本的法西斯思想，因此该体系与前面像描述的思想谱系有所不同。

此外，还有日本世界语主张者和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山鹿泰治。20世纪初，他与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讨论过道家是否属于无政府主义；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不是，因为无政府主义需要反抗和革命，而道家主张无为；但山鹿认为是无政府主义，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将《老子》翻译成世界语。[65]二十四年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解放运动者 EduardoVivancos把这一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语《老子》翻译成西班牙语。[66]这种《老子》外译思想谱系影响并不算大，但还值得注意。

还有的《老子》译本有民族主义的因素。这些翻译是为了弘扬自己的民族语言而写的。比如西方最早的译本之一即捷克文1878年的译本，译者是Františka Čupr，当时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为了推广捷克文（当时知识分子常用德文或法文），他将世界著名经典翻译成捷克文，《老子》是其中之一。他不懂中文却翻译了Plaenckner的1870年德文本，因为要弘扬捷克自己民族，就有了那么早的捷克文译本。[67]同样，菲律宾文的《老子》之一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哈佛教授E. San Juan, Jr.写的。这位教授批评殖民主义，主张菲律宾人用自己的语言。因此他译出了菲律宾文《老子》。[68]

最后，小语种或译本少的语种影响不大，但都表现了世界与中国交流的有趣故事和解释立场。比如，马耳他是欧洲地中海中的海岛小国，一共有五十万人口，而之前驻华的马耳他大使Clifford Borg-Marks也曾经将《老子》翻译成马耳他文，是他自己英文译本的转译。[69]还有一种孟加拉文版《老子》，是泰戈尔侄子的孙子Amitendranath Tagore所翻译的。[70]而这位姓泰戈尔的汉学家解放时在北大读书，并曾经见过中印两个的最高领导（尼赫鲁和周恩来）。[71]类似这些例子很多。

结论

如上可知，《老子》的文化及历史价值不只是跟原文有关系，还与其各种注疏和翻译有关。目前，《老子》属于全世界，因此我们需要成立新老学。新老学是全球化了的老学，值得研究的题目众多：传统老学与注疏对国外老子诠释的影响，《老子》转译的思想谱系，外译本回译的现象，《老子》的多样性和原文意义等等。《老子》的多样性不可否认，但如果要探究《老子》在历史上和其全球影响和意义，则应研究中外的所有《老子》。以此，笔者窃以为，将来在《国际汉学》要发表的《老子》外译总目有望成为新老学的起点，也为《老子》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奠定基础。

注：参考文献略，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季刊)，2018年第2期（总第102期），2018年5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