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翻译家严复曾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中译外无小事，中国关键词的外译关联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形象建构，是衡量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过去龙曾被译为“Dragon”，而今年在很多场景中，龙不再被翻译为“Dragon”，而是“Loong”。比如，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把“龙年”译为“Loong Year”，把“龙舞”译为“Loong Dance”。从“Dragon”到“Loong”，其背后蕴藏的是深刻的翻译内涵。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军峰等多位资深翻译家，与他们共谈中文外译的当下与未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位在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您怎么看有关龙的翻译争议？

徐宝锋：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缺失是造成海外误读中国的重要原因。龙在中国的农业文化语境中是闪电、河流等农业文明相关自然物的象征，是农耕时代多民族融合的图腾和精神寄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亲和、融合以及和合的民族性格。龙在西方海洋文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却是自然力的残酷与无情的比附，是作为残暴自然力的形象与人类族群对立而存在的。在进行中外对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把中国之“龙”译为西方之“龙”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不仅会造成异质性文化历史语境中理解上的困扰，也极易造成对于中国文化形象和文明形象的深度损伤。其他的类似将“仁”译作“Benevolence”或 “The Relationship”，把“天”译为“The Sky”或“The Heaven”等现象都忽视了中国语汇自身的复杂内蕴，呈现了一种以西释中的简单化倾向。

许钧：在翻译时，我们需要考虑历史背景和接受度。比如“龙”这个词，其译介或传播的历史估计都有千年了，我们现在都倾向于用“Loong”，《牛津英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个词，但我们不可能强求各国实现译法统一。随着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增强，世界各国对龙的认知不断加深，相信会有越来越正确的理解。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Dragon”和“Loong”这两种说法可能会继续并存。

中国社会科学网：正值正月，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在“龙”之外，还有哪些翻译需要完善提高？

赵军峰：如今尚在正月，恰是阖家团圆之际，我们不妨就从中国人的餐桌上谈起。中华饮食文化渊源久远，有待传承、传播、传扬，然就中餐菜名菜谱英译而言，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主观随意、望文生义、理论和实践脱节”。如“红烧狮子头”常被译作“Red Burned Lion Head”；“童子鸡”被译作“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过桥米线”被译作“Cross-Bridge Rice Noodles”；“龙凤配”被译作“Dragon & Phoenix”……外国食客难明其意，也便无法体认中华文化。在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也涉及菜名翻译，其中将“狮子头”意译为“Meat Ball”，“以实译虚”的翻译方法完全抹却了原文的修辞效果。在我看来，不如将二者结合，以“直译+短注”的方式呈现，“Lion Head（Chunky Meat Ball）”的译法既保留了“狮子头”原本的文学味，也不会给食客增添过多的认知负荷。

许钧：我们讨论文化交流时，需要具备动态的历史发展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对外译介和接受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宗教、文化、历史等要素的词的翻译问题，都会遇到很多障碍。我是做中法翻译的，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译者对外译介中国文化，还是法国译者主动译入中国文化，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翻译中出现困难的原因，在于“你有我无”。例如，中国的饺子、春卷、豆腐等词，因为法国没有这些食物，就会给翻译带来困难。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表达系统讲究色香味和寓意，例如“年年有余”，用“鱼”指代“余”，但法语中没有这种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这些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修辞色彩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往往都很难翻译。

徐宝锋：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食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普遍接受性的载体，在被译释的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比如，“夫妻肺片”当被译作“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很难不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生性残忍的印象，把“撒尿牛丸”翻译成“Pee beef balls”不能不让外国人担心中餐的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学界做了哪些努力以破除此类问题？以您自身的研究经历来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过往？

徐宝锋：自从我国开始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的文学和文化作品通过国家丝路书香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以及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项目被译介到数十个语种、100余个国家。大量中国作品的出海，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的空白，形成了非常好的理解中国的国际话语环境。中国外文局的“中国关键词”术语资源库、“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国家语委领衔多部委参与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中宣部文艺局委托北京语言大学完成的“中国文化知识辞典”等多重项目为中国关键语汇的海外准确译介与传播给出了十分重要的国家标准。其中，我本人所主持的“中国文化知识辞典”项目，由国内外32个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历时三年时间编纂完成，是目前国内首部针对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系统性介绍中国文化关键知识的重要案头参考书。这本辞典涵盖了中华文化6大类、32小类的1469个重要词条，是海外汉学家理解中华文化关键架构、中华文明奇经八脉和关键节点的重要参考。该书目前正在被翻译成13个语种在施普林格等出版机构在海外陆续出版，已经在中华文化的海外准确传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军峰：当下，译学界就“中译外”讨论热烈，涉及译什么、谁主译、如何译、译为何等系列命题。黄友义先生提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理，从研究“翻译世界”转向研究“翻译中国”也是时代的使命。近年来，我的研究主要侧重中国立法语言翻译、法律文学翻译、法治话语传播及法治中国形象建构等方面，误译是其中绕不开的话题。具体来说，法治是世界各国的治理共识，涉法误译影响极大。在我看来，对外法治宣传工作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术语为依托，打破西方对法治定义权的垄断，向国际社会宣介正确的人类法治文明观。

许钧：文化的译介与传达上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无法解决的。从翻译角度来看，翻译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翻译时有三种关系：对等、对应和创造新词。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地接触和交流，可以提高合理翻译的可能性。比如随着交流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法国品牌在中国开店后，许多原本我们认为无法翻译的东西都有了对应的中文名称。文化的交流可以增加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度。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将其推向世界。此外，我们还需要从理论高度和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中的规律。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在符号创造和转换中需要面对的特殊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中国文化、文学和话语翻译出去，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未来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

徐宝锋： 随着ChatGPT和Sora等AI技术相继问世并被逐渐投入场景性应用，未来中外互译将会快速完成以前人工翻译难以短期实现的量的积累，海量的中文数据将会被机器运算为世界主流机器计算语言后纳入未来人工智能翻译的基本语料库。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与未来两方面着手来加强中华文化翻译。现实来讲，汉学家仍然是中译外的主要群体，应进一步加强对这一群体的中国国情认知能力的培育，应该在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中对汉学家的中国认知方向、认知范畴和认知对象施加积极的引导，通过来华研学、合作翻译、译者驻留等方式强化其对于中国的深度理解。从未来的视域出发，我们应该提前布局中国关键语汇、句段和篇章的机器语言的多语种储备，提起制定引领未来的机器翻译规则和算法，进而确保未来数字世界的智慧语言对于中文的理解更加准确、深刻，对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运用与理解不存在太多的违和感。

赵军峰：应明确中国文化外译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翻译历史观之下，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来说长期是一种异域的他者，在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彼此融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西方接受语境尚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格义”式的翻译（从自我语言、文化出发阐释他者）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则不是一时一事、不计长远的“权宜”或“迎合”，而是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与异域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诉求。在我看来，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需要建立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不同于近代胡适等人提倡以西学体系改造中学的“整理国故”运动，我强调的是要从根本上“加强对中华文化本身的学习与研究，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唯有克服认同焦虑，杜绝市场决定论，以再现文化异质性的传真式策略为指导，以异语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观为目标，以发展的眼光培养“翻译中国”国家队，进而确立以中国译者为主、外来译者为辅的合作翻译模式，方可有效避免歪译、恶译，防止丑化、污化，以文化外译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许钧：歌德认为，在人类的精神、文化市场中，每一个民族都要把自己有特色的东西推出去进行交流。全球化正在深化，尽管世界各地存在冲突，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正变得日益频繁。这种交流的增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理解他国文化的机会和手段。我坚信，这是人类相互了解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了解。我们需要肯定中国主动“走出去”的必要性，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并不是推销自己的文化，而是将我们自己有特色的文化推荐出去，让世界文化更为灿烂。举办中国文化年等活动，通过书画、武术、饮食等各种文化载体，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真正的交流应该是符合人们普遍欲望和需求的。我们应该在真实的交流中推广文化，而不是急于求成。这样，世界的文化将越来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