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溯文明之源、循传统之根”，3月5日，由世界汉学中心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场全球文明对话会“中希文明对话：古文明记忆的当代映射”成功举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教席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希腊爱奥尼亚大学教授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纪录片导演田苗，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徐宝锋（学术主持）三位学者重返文明的源头，于超时空的比较视野之下展开学术对谈。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区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总督学张成霞，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徐宝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教席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希腊爱奥尼亚大学教授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教席指导委员会成员、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副教授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世界汉学中心责任专家孙建华等领导嘉宾的见证下，中希文明对话中心与希腊汉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驻青高校研究人员以及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胶南一中的师生代表共同参加了对话会。本次对话会通过青岛新闻网iQingdao进行全程直播。

中希文明对话会现场实录

徐宝锋：本次对话会有幸能够邀请到两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紧密合作的两位学者，两位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的见解和观点，将为本次对话会增添更多的学术深度和广度。在正式对话开始之前，我们想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经出台过哪些相应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全球文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请两位教授分享一下。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在此，我想自我介绍一下，并借此机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工作略谈一二。我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涵盖了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领域。

中希文明对话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它能够让我们在更宏大的文明背景下展开对话。之所以如此形容是因为我来自希腊——西方文明的源点。然而，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并不仅仅意味着荣耀，同时我们也更承载着重大的责任。

我们时常面临这样的询问：古文明应如何回应现代问题？我们能否为当前时代难题提供答案？古文明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为我们展望未来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因为过去的辉煌预示着未来的繁荣，我们有责任确保这一传承得以延续。因此，我们需要以乐观的态度寻找创新之道，通过对话激发更多有益的思考与探索，确保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惠及未来世代的力量。

田苗：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国际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一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也随之发展。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提出与实施，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文化多样性的深刻认识与珍视。其中，以三大公约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7项，中国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并随之在国内开展了全面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与保存工作。这些工作不仅涉及传统技艺、民俗活动、表演艺术等方面，更包括对传统文化中无形的、活态的遗产的深入挖掘与传承。通过数字化技术、影像记录等手段，我们努力让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永续留存，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一成果的实现，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理念，这一理念后来以公约的形式确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因则是从八九十年代起，我国开始重视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保护与传承工作。联合国的公约保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但真正的成果离不开我国学者、文化工作者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关注世界记忆项目的保护。该项目旨在保护所有记载人类知识的文献遗产，其策划和开展时间甚至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还要早。目前，我国在世界记忆项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已有众多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如甲骨文、《本草纲目》、《黄帝内经》、清代样式雷档案等。

总体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背后的世界各国学者们深耕于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从外化的到内在的，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最新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更是强调了不同人类社群、社区与自然资源、其他生物及地球整体生态环境的关系，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

徐宝锋：您提及的无论是中国的遗产还是更为广泛的遗产，实则都是古人留给世界公众的宝贵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仅是物质的遗存，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见证，它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视角。

您作为中国记忆项目的负责人，深谙此项目在记录、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希腊等古文明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这种对古文明意义的重新唤起，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根源，也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古文明的智慧与创造力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些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灵感，为解决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古文明所倡导的和谐、包容、创新等理念，也为我们处理当代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中国与希腊的对话，实则是在记忆深处寻找共鸣，探寻共同性或相通之处。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和历史，也为我们在当代社会中共同面对挑战、寻求合作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田苗：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关于“文明古国”的概念，以及西方对应的“文明摇篮”说法，都凸显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种文明传统不仅在历史长河中各自熠熠生辉，而且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文化交流层面，尽管希腊语并非我国最流行的外语，但希腊字母系统却因其在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而为中国民众所熟知。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宝贵财富。

在轴心时代，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们与古代中国伟大思想家们，共同塑造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基石。他们的智慧与见解至今仍对我们理解世界、推动文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进入21世纪，全球文明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应珍视并挖掘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遗产资源。无论是古中国、古希腊还是古印度的伟大思想家们，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这种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不仅是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此外，希腊对世界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体育盛事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我挑战与超越的精神追求，更成为促进世界和平、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的重要平台。从古希腊时期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精神历经数千年仍然保持不变，这证明人类的文明某些“根性”是一直蔓延到树梢的，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产生的自我超越的追求和对和平友好的追求延续至今，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关于中国的发展变化，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重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对于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发展，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徐宝锋：从田副主任的精彩讲述中，我们得知希腊文明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具有的深远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厚重交织，更在于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相互启发与借鉴。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教授此次再度访问中国，与2008年初次踏足相比，本次旅程您无疑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巨变。2008年的中国，刚刚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了奥运会的到来，而现如今，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已让世界瞩目。

“每天都是一个新中国”，这句话不仅是对中国日新月异变化的生动描绘，更折射出一种时代的速度和力量。教授两次访华的经历，无疑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通过比较多年前的文化记忆与现今的实际感受，教授不仅能够洞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进步，更能深刻体会到中国在相关文化领域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这种时空的跨越与对比，对于教授向希腊人民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文化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期待教授能够将这些宝贵的观察与感悟，转化为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为推动中希乃至全球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我的首次中国之行是2008年，中国如今的变化之大令人震惊，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茁壮成长，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在我看来，中国在推动国际关系和平与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表现得非常系统，特别是在文化和文化遗产领域，采取了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方法。同时，中国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空前的。

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地区，包括希腊在内，往往低估了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所产生的实际成果方面的价值。这种对话不应仅限于教育领域或简单的文化交流，而应深入到社会和国际关系的精神层面。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话本身并非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带来实质性的成果。它不仅仅是言语的交流，更是文明和理念的碰撞与融合。我们需要以务实对话催生具体行动和变革。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营造一个清晰、明确的对话环境和视角。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文化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协调发展、共同推进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强大的经济体必须重视文化投资。文化是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这在经济学中同样适用。然而，在欧洲，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中国制造”。这既有其商业价值，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物质制造会随时间变迁，但真正留下的是精神、哲学、教育潜力和叙事——这才是大国的真正遗产。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在历史上能够保持大国地位的原因之一。展望未来，我坚信中国将继续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这将激励更多人，包括希腊人和其他西方人，超越“中国制造”的局限，深入了解中国的丰富内涵。

希腊的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更是与希腊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筑的一个独特世界。尽管希腊在人口和地域规模上可能不及他国，但若我们的文明能对他者产生深远影响并彰显自身价值，那无疑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当其他文明从我们这里汲取智慧、获得启迪时，这正是我们文化遗产叙事中弥足珍贵的真实时刻。我坚信，这种跨文明的影响力，正是一个伟大文化所具备的竞争优势。

徐宝锋：鉴于当前希腊与中国之间在哲学思想文化理解上可能存在的隔阂，其潜在原因或许在于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渠道。因此，我想与教授深入探讨一下，在希腊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应如何系统地增进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深层次理解？针对现状，您认为有哪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或方法可以在希腊推动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更深入研究与对话？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教授与徐宝锋教授共同为中希文明对话中心揭牌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希腊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关注的不足，这是希腊在对待外国文化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希腊有着悠久的哲学传统，但在现代大学中，关于中国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导致了希腊在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文化领域的缺失和空白。

现在的问题是希腊缺少汉学家，但我们现在与世界汉学中心进行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与世界汉学中心的合作是最纯粹的，我们未来的合作值得期待。总之，在希腊推动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更深入研究与对话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合作。爱奥尼亚大学将同世界汉学中心一道，通过增强认知、建立研究机构、加强学术交流合作以及培养本土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切实有效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徐宝锋：近期，希腊爱奥尼亚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了希腊汉学中心，这是中希学术交流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希腊在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将在未来形成一个持续、深入的学术交流机制。

我们深知，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同样拥有丰富的古文明记忆。因此，我们不禁思考：在中国的记忆中，是否存在与希腊古文明相关的深刻印记？如果存在，这些记忆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

更进一步地，我们如何能够将这些关于希腊和中国的深厚文明记忆，在当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环境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接受？这需要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教育的层面进行广泛的传播，从文化的维度进行多元的交流。

爱奥尼亚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设立的希腊汉学中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系统、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未来中希之间的学术交流能够更加频繁、深入，共同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田苗：感谢徐教授的提问，这一问题引出了关于中西方早期文明交流与考古发现的一系列重要议题。我曾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罗马军团曾看见中国军队使用丝绸制作的旗帜，其光滑亮丽的特性在战场上产生了强烈的威慑效果。

当我们谈论希腊时，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是作为现代政治实体的希腊国家，二是作为古老文明和文化遗产的希腊。在历史长河中，古希腊文明对欧洲乃至全球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其历史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挖掘。

事实上，欧洲主流历史学家系统地研究希腊古代史起步较晚，19世纪以后，德国、英国等国的考古学家纷纷来到希腊，根据荷马史诗等文学作品和民间口头遗产中的线索，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些努力揭示了特洛伊等遗址，以及克里特岛和迈锡尼等古老文明的存在，将希腊历史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机遇。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在国家层面推进了一系列考古计划，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这些工程旨在填补我们由文献构建的5000年历史版图中的考古证据空白。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国家层面的考古工作，以期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这片土地上进行的古希腊文明发掘工作是由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完成的。这一跨国界的合作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研究与进步。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考古发现不仅是对历史的见证和解释，更是对人类文明起源和多样性的深入理解与探索。通过不断地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并推动全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徐宝锋：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教授，作为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希腊在文明记忆与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与分享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地，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古老文明——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们如何能够继续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智慧与启示？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对于中国考古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我深感赞叹。反观希腊在此领域，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与实施措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依赖于外国考古学者的研究与发现，然而，这并非全然消极的现象。实际上，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全球考古学界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有助于推动我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一个涉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议题。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重要，但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我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样也面临着显著的挑战。以世界文物市场为例，排名前五的文物中，希腊、罗马和中国的文物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果我国能与这些国家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将能极大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共赢。

在建立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信息网络方面，我国已有一些成功的实践案例。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合作，我们可以共享信息、资源，共同应对文物盗窃、走私等问题。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找回失落的古代文物，也能对现代艺术品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现代艺术品，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需要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传承。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文物市场存在着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拍卖行等机构在文物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有一些文物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建立更完善的信息网络，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文物走私等非法行为，确保文物的合法性和来源的清晰性。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信息网络，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不仅能推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也能为其他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田苗：首先，我对教授提出的观点深表赞同，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保持谦虚的心态，且任何宏大的事业都需从细微之处着手。“文明”这一概念，在人类语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最为宏大的词汇之一。它与“宇宙”、“人生”等概念并驾齐驱，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理解。然而，文明的精髓并非遥不可及，它深深植根于每一种文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因此，在探讨不同文明时，我们应避免陷入刻板印象和静止不变的观念。

以中国和希腊为例，现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春秋、现代希腊与古典时期的希腊，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对希腊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古希腊的哲学、人文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而对现代希腊的了解则相对匮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希腊，我特地前往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希腊餐厅体验了一番，尽管这只是浅尝辄止的尝试。

同样地，我国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也往往停留在表面。包括语言在内，学习希腊语等小语种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因此，我们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以增进彼此了解为基本目的，不仅在学者层面展开，更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学，作为一个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学术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共建汉学中心无疑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举措，它将在学术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与孔子学院等机构相比，汉学中心更注重学术层面的价值探讨，将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独特贡献。

学术的进步将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断深入。然而，最终衡量文明对话成果的标准，应在于民众对彼此了解的增进程度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和接纳程度。因此，我们应努力提升彼此对对方国家软实力的认识、欣赏和利用，以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我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非仅仅是将其束之高阁、置于博物馆中供人观赏，而是应当更加关注人的因素。这里所指的人，并不仅限于年轻人或老年人，更包括那些尚未出生的后代。因为我们所创造、选择并保留的文化遗产，将直接决定他们未来能够接触、理解和欣赏的文化环境。因此，作为已经出生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肩负着为后代选择和塑造一个丰富多元、具有深度和活力的文化环境的重大责任。这一责任是双方共同的，需要我们以高度的自觉和使命感来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文化的生生不息，让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徐宝锋：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源点，各自独立地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两种文明在信息的沟通与深层次的交流方面一直存在不足。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彼此文明的理解与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共同进步。

因此，今天的对话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交流过程，更是两个文明在深层次上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重要起点。这种对话不应该是单向的或相对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体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精神。

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 （Stavros KATSIOS） ：尊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集在此，共同探讨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在学术交流中的现状与展望。我不得不提及，尽管两种文明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信息交流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这种不足并非源于任何一方的不愿，而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希腊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其中鲜有中国文化研究的身影，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足够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不足。然而，我们欣慰地看到，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例如，台下坐着的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副教授，她不仅是此次对话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希腊为数不多全面研究并记录中华文明的汉学家，她与世界汉学中心共同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交流之窗。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副教授与徐宝锋教授共同为希腊汉学中心揭牌

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仍需警惕陷入一种误区，即仅将文化视为一种静态的、可供观赏的对象。文化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它需要我们去理解、去体验、去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不同文化的魅力，找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

在此，我也要感谢所有为此次对话会付出努力的人们。你们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次机会，深入探讨两种文明在学术交流中的可能性与未来。以开放的心态、平等的态度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对话。

我想，此次对话不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两种文明的深度交流与融合。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与世界汉学中心的合作成果，听到更多的交流声音，感受到更多的文化魅力。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徐宝锋：爱奥尼亚大学，这所坐落在科孚古城中的学府，以其古老建筑为依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积淀。教授们已经选定了一处极具希腊风格的古典建筑，作为未来爱奥尼亚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希腊汉学中心的落户之地。希腊汉学中心将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推动中西文明的深度对话与交融。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将能够培养出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素养的优秀人才，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我们也以极快的速度启动了中希合作办学项目，这在欧盟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今年9月，我们将迎来第一批专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不久的将来，有志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中西文明交流的学者们，将有机会在世界汉学中心获得中国和希腊的双博士学位。这不仅是对两个古老文明在当代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尝试，更是对世界汉学中心在推动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坚实步伐的见证。

今天的对话虽然短暂，但它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希文明对话与合作将更加深入、广泛和持久。我们期待着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