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开启2024年度首次入驻世界汉学中心的行程，开展为期多日的学术访问。学术工作之余，艾恺教授接受了世界汉学中心《世界汉学频道》专访。

　　艾恺教授在世界汉学中心专家办公室

　　以下为部分采访内容整理：

　　提问一：前面的采访中，您提及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至今已过去近51年。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中国山东农村蹲点，关注中国农村建设，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连续性追踪式的考察研究，您亲眼见证并记录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历程，成为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见证人和传播者。您认为推动这种发展背后的成功因素是什么？换句话说，您如何看待中国实现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原因？

　　1986年，艾恺教授（右一）在山东邹平县孙镇冯家村与村民交流。

　　艾恺教授：当我们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期，变革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在1982年6月，我再一次来到中国，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虽尚未满4年，但其影响已然显现，经济基础正在逐步稳固，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关键因素。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某种难以言表的特质。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如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与19世纪西方社会经历的经济成长有所不同，后者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儒家文化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经济学家在进行预测时往往不考虑文化因素，他们很少意识到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我仍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多次在外界演讲中提到，当时日本的繁荣已经令人瞩目，但中国的崛起将更为壮观。事实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此外，中国文化，换言之儒家文化特有的某些文化特质，如勤劳、坚韧和智慧，也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些因素与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儒家文化区的成功经验有所不同，但同样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多维动力。

　　中国人并非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他们同样展现出了敏锐的商业意识。这源于中国传统的集会系统，尤其是那些被称为“五天集会”的现象。这种集会实质上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这里，每一个农夫同时也是一个小企业家。他们不仅耕种土地，更通过集市进行商品交易，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开展买卖活动。这种“农夫-小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商业活动的深刻理解和灵活适应。

　　在其他国家，我们很少见到这种集农业与商业于一体的现象。它展示了中国人特有的经济智慧和生存策略。这种商业模式与欧洲的小型企业（Test）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在中国，它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种商业模式的发展并非偶然，它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农民的心理状态。通过访问老年人以及深入政府现场工作的观察，我发现他们普遍持有一种开放和灵活的心态。他们虽然依赖土地为生，但并不固守于土地，而是愿意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这种对变化的适应性和对多元收入的追求，使他们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能够保持韧性和活力。

　　与国外的商家相比，中国的农民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效果。他们不仅关注个人的经济利益，更重视社区的发展和合作。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互助合作的传统，使得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更加稳健和持久。因此，中国的商业模式不仅具有经济效益，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然而，仅有文化和市场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在这里，政府的领导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引领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近年来，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他特别关注农村地区的脱贫工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将经济奇迹的好处延伸到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我的一些五十多岁的朋友，他们从小生活在偏远贫困的农村，见证了这些巨大的变化。他们告诉我，小时候他们的村子没有路、没有学校、没有电，但如今，这些村子都有了路、有了学校、有了电。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政府成功领导下的直接体现。因此，政府的领导作用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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