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出版走出去已成为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海外汉学家群体逐步深入参与到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建设之中，其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出。国际编辑部合作机制、专项工程资助机制、平台孵化机制、侨民出版机构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但相关机制也存在着合作区域不平衡、汉学家在选题策划与专业出版领域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加大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学家合作力度，充分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出版海外选题策划中的独特作用，强化其在专业出版领域的深度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4年13期

　　原题为《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合作机制、问题及建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作者为“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佳。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拟对来自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拉丁美洲、阿拉伯语区、俄语区等五个主要语言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汉学家进行深入的口述访谈，通过汉学家亲历和在场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经验，勾勒出汉学家所在国的汉学发展史，梳理出清晰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轨迹。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60余个国家、近400人的口述史访谈。

　　在顶层设计推动下，中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市场取得了诸多成绩，其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出版国际传播进程中，汉学家这一群体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巨大助力，深入参与到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具体工作中，实现了由中国故事的翻译者、书写者角色向出版编辑、选题策划、职业出版人的多元化传媒转变。目前国内学界与业界对海外汉学家群体较为关注，但在国际合作机制方面缺少系统性梳理与深层次探究。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总结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合作机制的成功经验，剖析目前相关合作实践中面临的切实问题，尝试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合作机制

　　在相关部门及出版界的推动下，海外汉学家群体积极投身于中国出版走出去事业，参与并促成了多种国际传播合作机制，具体包括以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为主线的国际编辑部合作机制，以孵化汉学家书写中国、传播中国为导向的平台合作机制，以出版传播工程为依托的专项资助合作机制，以主营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侨民出版机构合作机制。

　　国际编辑部合作机制

　　国际编辑部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种模式探索，以中国出版机构为主导，借助外国出版机构成熟的编辑队伍、稳定的发行渠道以及丰富的本土化营销经验，与其共同策划、编辑出版具有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1]与设立海外分社相比，国际编辑部的设立可以极大降低海外风险，投入成本也达到最优，[2]同时也让中国出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一国一策”“一书一策”的精准传播。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至今，共有15家中国出版社在海外相继成立了110家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编辑部，中国外文局下属6家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成立69个国际编辑部，中国出版集团下属4家出版社（中译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成立25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成立11个，五洲出版社成立22个，山东教育出版社成立2个，湖北教育出版社成立1个。[3]

　　随着中国主题图书国际编辑部设立的实践探索，中外出版机构发现，尽管外方出版机构拥有成熟的编辑队伍、广泛的销售渠道及本土化的营销经验，但在海外中国主题图书出版方面，多数外方机构仍存在短板，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其编辑队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掌握程度无法满足出版的要求，也正因如此，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开发与编辑出版更加需要专业的汉学家群体加以协助。由此，在推进国际编辑部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海外汉学家群体以联合创始人或专职编辑身份加入其中，形成了由汉学家参与的国际编辑部合作机制。以2017年中译出版社成立的“中译—普拉卡山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和“中译—东方知识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为例，前者为中译出版社与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印度汉学家狄伯杰三方共同成立，[4]狄伯杰作为联合创始人负责中国主题图书在印度出版的选题策划与内容审校工作，由其负责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地》、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印地语版在印度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印度读者群体中引起热烈反响。后者由中译出版社与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联合成立，其国际合作部主任由突尼斯汉学家芙蓉担任，由该编辑部负责出版的《马云与阿里巴巴》（阿语版）引起了突尼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她认为，“阿里巴巴是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而马云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家，马云与阿里巴巴的两种元素自然而然是阿拉伯人的兴趣点，所以这本书必将成为阿语市场的新宠。”[5]无论从出版的选题层面看，还是从传播效果层面看，阿语版《马云与阿里巴巴》让中国的商业文化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元素实现完美融合，并生动地呈现给阿语读者，使其成为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经过近10年的发展，海外汉学家在这种合作机制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突出，由汉学家参与的国际编辑部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由其负责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在海外都已成为畅销图书，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平台孵化合作机制

　　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有关部门相继设立了诸多文化交流平台。以2015年成立的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为例，它是由原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国家级中外文化互译合作平台，主要聚焦对接海外汉学家资源与出版资源，协助中国主题图书“出海”。经过多年发展，该平台已建成了海外汉学家动态人才数据库、海外出版机构数据库、海外出版项目数据库等。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文化译研网共计联络103个国家，覆盖63种语言、5012名汉学家、译者、出版人，并与2030家出版社、相关协会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成功孵化894个项目，共计输出5210部优秀的中国作品。[6]

　　中国文化译研网成功孵化的代表性出版项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挖掘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资源，协助申报以“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为代表的出版项目，如德国汉学家顾彬策划与编著的《我与中国》、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印情缘》，一经出版就分别在欧洲和印度市场上获得大量好评。另一类是协调大型海外出版工程落地，如《中国文化知识辞典》30个语种版权输出项目，目前该平台已召集30个国家的120多位汉学家从事该项目的翻译、审校与出版编辑等相关工作，协助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将版权输出至30家外国出版机构，其蒙古文版由蒙古国国立大学教授、汉学家其米德策耶带领团队编译，乌兰巴托Admon出版社出版，其阿文版由埃及著名汉学家、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教授大海及其团队历时3年完成翻译与审校，并由埃及阿拉比出版社在开罗出版发行，其俄文版由俄罗斯汉学家伊琳娜团队完成翻译，并由俄罗斯最大商业出版集团埃克斯莫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其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的版权已经得到多家海外重要出版机构的青睐，目前处于遴选版权输出合作对象阶段。可见，通过中国文化译研网平台的资源对接，打通了汉学家及中外双方出版机构的合作通道，实现了大规模出版走出去工程在海外落地，形成了以孵化海外汉学家出版项目为导向的高效平台合作机制。

　　专项工程资助合作机制

　　为推进中国出版走出去，国家新闻出版署等相关部门陆续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5）、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丝路书香工程（2014）、“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2019）等专项出版工程，支持中国主题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7]

　　在专项工程资助支持下，一部分汉学家成为专项工程实施的外聘专家，如2013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组建外国专家顾问委员会，其中在5名外聘专家成员中就有2名是汉学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莉莉亚娜、墨西哥孔子学院汉学家莫妮卡），负责协助中国主题图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推广工作，并且在2016年增补埃及汉学家白鑫、韩国汉学家金勝一为外聘专家，负责中国主题图书在阿拉伯国家和韩国的推广工作。再如，目前正在推进的“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其书目遴选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海外汉学家主导完成的；另一部分汉学家成为专项工程重点资助与合作的对象，如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做好202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重点支持由海外汉学家、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翻译出版和写作中国的项目”，并在“提升译介质量水平工作要求”中提出“整合国内外翻译资源，邀请国内翻译大家名家牵头主持重点项目，广泛吸纳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等海外知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深度参与工程图书的译介工作，把握时度效，做到信达雅，丰富国外读者阅读体验”。[8]此外，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同样鼓励海外汉学家群体作为项目组成员，协助中国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总之，专项工程资助机制改变了汉学家群体在海外个体化的翻译或学术研究状态，激发了其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观动能性，使其积极投身于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事业之中。

　　侨民出版机构合作机制

　　随着中国主题图书成为国际出版市场新的增长点与热点，越来越多旅居海外的华人或民营书商开始以侨民身份在海外创建出版社，如穆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创立的尚斯国际出版集团、黄永军在英国创立的新经典出版社、钟传敏和刘舒夫妇在阿根廷创立的Chinozhong出版社、段跃中在日本创立的日本侨报出版社等，他们都是以中国主题图书的创作、翻译与出版为经营主线，并邀请许多汉学家担任侨民出版社的签约作家、翻译或专职编辑。

　　以尚斯国际出版集团为例，该公司于2010年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成立，集中国主题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和实体书店业务于一体，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拥有8家全资子公司和4家出版社分社，出版图书多达7个语种，包括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塔吉克语，拥有完全本土化、母语化、专业化的翻译与编辑团队，[9]其中汉学家群体占比高达30%，目前在俄罗斯已翻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700多种，如《习近平讲故事》（俄语、吉尔吉斯语）、《中华文明史》（1-4卷）（俄语）等。根据俄罗斯版本图书馆发布的数据统计，自2019年起，尚斯国际连续4年成为俄罗斯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数量最多的出版社，其与汉学家合作翻译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取得了诸多成就，如由汉学家莫纳斯特尔斯基译、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出版的何建明作品《革命者》，获得俄罗斯出版界最高奖项“2021年度俄罗斯最佳图书奖”，这是中国作家作品在俄罗斯首次获得该奖项，成为中国主题图书进入俄罗斯出版市场的成功典范。

　　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海外汉学家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方面，中国出版界已探索出多元化的创新合作机制，积累了充足的实践经验。海外汉学家群体为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传播作出突出贡献，充分凸显出汉学家群体出版传媒角色赋能的传播价值，以及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但同时由该群体参与的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机制仍存在以下3个方面问题。

　　合作群体区域不平衡。由于很多重要学术成果都是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语言书写，并且大部分重要专业期刊等学术阵地也被欧美跨国出版集团垄断，欧美学术界长期掌握着世界知识传播的话语权，即使在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方向，也依然是以欧美汉学研究者为主，这导致欧美汉学家比其他区域汉学家在中国更有知名度，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出版界合作的数量要比其他区域汉学家大得多，中国出版界长期合作的汉学家有从事莫言作品翻译的美国的葛浩文、瑞典的陈安娜、法国的诺埃尔、德国的郝慕天等，而同为莫言作品译者的阿尔巴尼亚汉学家斯巴修与埃及的安赛宁却很少被提及，推动汉学新兴研究国家的学者群体大范围地进入中国学界、出版界合作之中仍然任重道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学家出版资源亟待挖掘。[10]

　　在选题策划方面的参与度不足。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在全国近600家出版社中，与海外汉学家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不超过30家，以选题策划为合作重点，设立常规性合作机制的出版机构仅有中国外文局与中国出版集团。[11]其中，中国外文局从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并邀请世界各国汉学家为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选题贡献良策。中国出版集团自016年起，每年都会依托国际书展，邀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汉学家群体在北京、伦敦等地召开“中外出版恳谈会”，[12]一方面获得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策划方案；另一方面对接汉学家的出版资源，助力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可见，目前国内出版界在国际出版选题方面同海外汉学家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参与专业出版领域数量较少。在上文所提及的6个中国出版传播工程中，有5项（“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资助的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领域，准确地说，主要聚焦在中国文学和对外汉语教育出版两大板块，占比达80%，仅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聚焦专业领域学术著作的翻译与海外出版工作。据数据统计，自2011年至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共计资助1482项，与其他工程资助的大众出版物与教育出版物数量相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资助超过3000多项，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与丝路书香工程已资助超过5000多项）存在着一定差距。[13]?而且在1482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与医学、法律、农业、经济等专业领域汉学家合作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而同这些专业领域的汉学家合作，恰恰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海外汉学家助力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建议

　　汉学家既是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也是“中学西渐”的推动者，该群体的独特性在于其通晓中外两种文化，熟悉两者的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特点，对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拥有专业化的学术积累与深刻的实践体会，理应成为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重要合作对象。中国学界与出版界应高度重视汉学家的出版传媒角色赋能工作，持续挖掘海外汉学家资源，深度服务于中国出版走出去。

　　首先，以世界汉学家理事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文化译研网等平台为依托，以丝路书香工程等合作机制为基础，充分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学家资源，加大力度支持该区域汉学家参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实际工作。目前，造成国内业界与汉学家合作区域不平衡的因素之一就是出版界掌握的汉学家资源不充足，换言之，就是出版界与汉学界的资源对接存在着一定障碍。就汉学家资源储备而言，国内已经成立了世界汉学家理事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文化译研网等平台，拥有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丰富汉学家资源。因此，建议中国出版业界同上述平台加强合作，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学家资源对接，并进一步服务中国主题图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工作。

　　其次，充分学习中国外文局与中国出版集团在海外选题方面同汉学家合作的成功经验，积极引导汉学家群体参与到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选题策划工作之中。选题策划是议程设置工作的起点，是有效开展文化传播、吸引受众等方面工作的前提。汉学家作为兼通中外语言与文化的特殊群体，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形态与接受程度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也成为汉学家在海外出版选题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所在。对中国出版业而言，应充分学习中国外文局、中国出版集团同汉学家在选题策划方面成熟的合作机制，促进其参与到选题策划工作中，并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进行“按需选题”开发，即共同挖掘出具有潜在传播价值且易使外国受众产生共情的主题，这是出版业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亟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最后，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海外汉学家助力专业出版走出去。专业出版走出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出去的关键，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众出版与教育出版相比，专业出版走出去发展相对滞后。自2010年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后，中国专业出版的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专业从事医学、法律、农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研究的汉学家并未大规模地加入到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中，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出版工程政策并不熟悉。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工程的对外宣传力度，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工程为抓手，积极开展同各专业领域海外汉学家的合作，引导、鼓励、推动其为中国专业出版走出去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佟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研究——以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9，76(9):111.

　　[2]裴永刚.中国出版“走出去”模式的探索——以国际编辑部为例[J].编辑之友,2019,275(7):49-50.

　　[3]中版国际编辑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08-21(18).

　　[4]李奕磊.用中国图书满足印度阅读需求[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09-05(3).

　　[5]中译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2019国际编辑部年会在京召开[EB/OL].（2019-08-22）[2023-08-22].http://www.cnpubg.com/news/2019/0822/43979.shtml.

　　[6]徐宝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汉学文化[J].国际人才交流,2022,389(10):18-19.

　　[7]笔者椐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官方部门发布信息整理。

　　[8]参见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做好202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

　　[9]王卉莲.打造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海外桥头堡——记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J].出版参考,2021，815(1):38-41.

　　[10]李佳,徐宝锋.汉学研究的中国视角生成及价值[N].中国社会科报,2022-09-05(7).

　　[11]陆运.外国专家“问诊把脉”重点选题[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EB/OL].（2019-05-24）[2023-06-02]http://www.cbbr.com.cn/contents/506/41562.html

　　[12]何明星,后宗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当代文学——基于馆藏、书评、读者视角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23(5):11-27.

　　[13]数据根据2011年—202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统计，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作者简介

　　李佳，“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世界汉学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汉学、国际出版与国际传播，在《人民日报》《中国出版》《国际汉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子项目、教育部项目、中央社院统战高端智库项目等多项课题，多篇咨询报告被国家级、省部级部门采用，获第十七届江苏省社科联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