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2日-23日，以“美国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发展”为主题的美国汉学家大会（美国汉学与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世界汉学中心成功举办，来自美国的17位著名汉学家与国内数10所高校的100余位学者共同参与。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沈卫荣在大会开幕式环节以“汉学、国学与世界中国学”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沈卫荣教授对汉学、国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主体、对象范围、方法论基础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细致的梳理。他指出，当前这三者之间存在割裂，这是一种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因此，亟需倡导“世界中国学”，以整合传统的汉学、国学与区域研究，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今文明。沈卫荣教授表示，“世界中国学”强调跨文明的交流，旨在推动全球文明之间的对话。尽管西方的汉学研究有着辉煌的成就，但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北美的“区域研究”虽然广泛，但学科性相对模糊。同时，中国的传统国学也需要进行革新，以纳入多民族文明的研究。最后，沈卫荣教授强调，“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应当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融合传统与现代，推进全球的学术交流，全面展现中国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广泛的现实关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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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中国学”蓬勃兴起，作为中国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新进路，或者说一门新学科，它发展迅猛，无往而不利。而于此前二十余年间，曾经被广泛引进和讨论的“国际汉学”或者“世界汉学”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劲挑战。长期以来，世界的中国研究以西方传统的汉学（Sinology）为主导，其研究对象是以汉语言、文献和经典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西方汉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曾经形成过相当确定的学术传统和规范，也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但是，汉学研究的旧框架早已无法整体地覆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的组成的文明共同体，而汉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汉族的古代文明，它只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汉学不但不能与以研究中华民族之古代文明的中国古典学全面匹配，而且它厚古薄今，只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而不关心中国近代的文明进程和它的当下发展，是故，汉学式的中国研究是不完整的，我们必须对它做及时的更新和扬弃，以建设一个从事整个中华民族之古代文明和现代发展研究的新时代的中国学。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美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起了作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Chinese Studies)项目。“区域研究”，或曰“区域国别研究”，是在二战之后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和现实的战略目标。“中国研究”主要鼓励从业者对中国当代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观察和研究，以满足西方国家和政府了解中国之现实发展状况，以及处理与中国之关系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国研究”于西方学术体制内强势崛起，很快就取代了偏重于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汉学，自此便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主流。但是，这样的“中国研究”过分的厚今薄古，学以致用，不但与汉学传统背道而驰，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人文学术研究完全脱节，严重忽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刻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之现实的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冷战时代中西方完全对立，西方的中国观察者们(China Watcher)无法近距离地对现实的中国做直接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研究”本身既没有明确界定的学术范围，又缺乏一个统一的学术方法和标准，美其名曰跨学科，实则没有明确的学科性，故被人指责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学问。离开了汉学，又没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西方“中国研究”是难以实现对中国现实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的目标的。

　　近现代中国自身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路同样艰难曲折，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受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影响，是在与它们持续的互动和竞争中成长、壮大的，也遭遇了与它们同样的问题和困难。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范式，与西方汉学类似，也以对汉语文经典和古代汉族文明的研究为主体。甚深广大的“国学”曾是西方汉学家们追求企及的学术理想。与西方汉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学较少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文化做批判性的解读，它或者着意于对中国汉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颂扬，以振奋民族精神，或者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情绪化地贬低古代中国之传统文化的价值，全盘否定它对现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意义，这使得“国学”研究常常脱离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之科学和理性的轨道，故至今无法在当下的教学和科研体制内找到自己稳固的学术家园。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积极倡导“大国学”理念，其目的不但是要打破以“汉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范式，将对汉族以外其他各民族古代文明的研究也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而且还要让“国学”重新回归语文学的现代人文学术轨道，成为一个可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体制相适应的特色学科。而近年来我们积极倡导的“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建设，则更是期望借助西方古典学的既定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来对传统的“汉学”和“国学”做进一步的学术和学科上的整合、改造和创新，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学科。

　　与西方“中国研究”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间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很强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发展极其迅猛。像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民族和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学科，其学术规模和地位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传统的人文学科，今日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之最高学术机构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即是最好的例证。与“国学”始终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列入中国当下的教学科研体制之中不同，近年来中国学界不断倡导的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已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并肩成为一级学科，其今后的发展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区域国别研究”与西方作为“区域研究”学科的“中国研究”一样，其学术核心明显倾向于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观察、调查和研究，它同样与传统的以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为主体的古典文明研究脱节，它的学科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界定和革新。总之，不管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研究，还是我们自己的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都有将中国的古典文明研究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研究割裂开来的倾向，二者常常互不关联、互不兼容，这不是当下中国研究理想的学术状态。新时代的中国研究呼唤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它必须在传统汉学、国学和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之间找到一条可以整合和圆融这三者的新的学术道路，这当就是我们今日倡导和建构“世界中国学”的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背景！

　　2023年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致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3]这既是对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世界中国学”的热情鼓励和经验总结，同时也为它今后的发展指定了二条基本方针：一，“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此即是说，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的古代文明，而且也包括中国的当代文明，要借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和总结，来解读中国当代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巨大成就；二，中国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必须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向前推进，同时也要为推动当下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作出积极的贡献。毋庸置疑，这样的“世界中国学”是一条整合、圆融传统汉学、国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新概念、新路径，今后的“世界中国学”研究理应按照习总书记设定的这二条基本方针向前推进，实践创新，走向辉煌。

　　西方对中国最早的观察和研究，或开始于十三世纪的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del Carpine, 1185~1252)、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 1220~1293)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及其后继者们，他们出于商业、外交和宗教等兴趣，来中国旅行、考察，留下了内容丰富和有趣生动的游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宗教文化。十六世纪开始，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利用他们长期在中国传教、生活的经验，开始探究中国的语言、文献、思想和文化，翻译汉语文经典作品，并编写《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和《拉汉大词典》（1841），生产出了一批关于汉、满历史、宗教和礼仪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作品，西方汉学于此隆重地揭开了序幕。而汉学正式于西方近代学术殿堂中获得一席之地，则是晚至十九世纪初才发生的事情。法国最早的汉学教席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教席，他的第一位拥有者、也是法国最早的汉学家是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èmusat,1788~1832)先生，而英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则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于1876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而德国的第一任汉学教授是乔治·冯·伽贝伦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他于1878年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首任东亚语言特任教授（eine au?erordentliche Professur fürostasiatische Sprachen）。

　　从西方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来观察，西方汉学当归属于德国语文学传统中开始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范畴，此时欧洲的比较语文学家们联合构建起了一个超越单一民族语言的“印度日耳曼语系”(Indogermanische Sprachfamilie)，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印度日耳曼（语文）学”的新学科。随之，欧洲语文学开始从对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即古典希腊语文学和古典拉丁语文学的专注中转移出来，开始了对希腊、罗马古典时代以后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语言、文本和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与古典语文学对应的“新语文学”传统。具体而言，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新语文学”，除了对“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以及“赛米的系”(Semitic Languages)、“芬匈系”(Finnish and Hungarian Languages, 亦称乌拉尔语系Uralic Languages)的语文学研究以外，更催生了欧洲各国之“专语学”，即所谓“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的形成和成长。如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芬兰语文学(Fennistik)、英语语文学、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tik, Romance Philology)等学科的形成，都发生在印度日耳曼语学形成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与此同时，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相应，欧洲的“东方学研究”(Orientalistik，Orientwissenschaft, OrientalPhilology, 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也蓬勃兴起，他们对东方各地区、国家、民族和族群的研究，形成了众多“民族语文学”式的新学科，如伊斯兰学、埃及学、亚述学、突厥学、伊朗学、印度学、中亚学、西藏学、蒙古学、日本学等等，而汉学则是西方之东方学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汉学的成立时间与西方民族国家自己的“民族语文学”几乎同时。

　　与所有“民族语文学”或者“东方学”的分支学科一样，汉学首先是一门语文学(philology)的学科，它是对汉语语文，即对汉语语言和文献的语文学研究，后人有直接称它为“汉学语文学”(Sinological Philology)者。狭义的汉学即是对汉语语言、汉语词义、汉语文献和经典为中心的研究，包括字源学、语法、批评、文化史、文学史和语言史等，而广义的汉学研究则是以汉语文的经典、思想和历史为中心的汉族古典文明研究，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人文科学研究。与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将对欧洲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整合进古典语文学研究，形成名实相符的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学科一样，西方汉学亦将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具有中国古典学的学术性质。

　　二百余年间，西方汉学人才辈出，学术成就令人瞩目。纵览欧洲汉学的历史，不难发现法国汉学家的成就最为突出，也最具典型的学科意义。雷慕沙之后，法兰西学院历任汉学教席的拥有者，如儒莲(Stanislas Julian,1797~1873)、德理文(Marquis Marie Jean Leon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沙畹(édouard émmannu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杰出学者。以法国汉学为代表的欧洲汉学是一门语文学水准极高的学问，通过他们这几代汉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汉学渐渐脱离了以传教士汉学为代表的“天才而激情的票友”(gifted amateur passionate)式的学问，成为一门“职业的科学”(Wissenschaft als Beruf)，一门可与西方其他“民族语文学”学科相媲美的现代语文学学科。西方汉学家们以严格的语文学方法对中国古代语言、文献和思想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是留给世界之精神文明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当时西方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西方汉学的辉煌到了伯希和和马伯乐时代达到了顶峰，他们所拥有的广阔的学术视野、高超精湛的学术技巧，令后世的汉学家们顶礼膜拜，望尘莫及。遗憾的是，西方汉学的辉煌历史到此亦就画下了句号，在二次大战的战火和尘埃中嘎然而止。

　　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它的建立或可以傅斯年先生于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标志。以往论者认为傅斯年借助法国汉学模式，以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为核心，建构理想的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实现了对中国旧式人文学术研究传统的现代化。傅斯年自称他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目的之一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所说的“科学的东方学”指的是以汉学为主体，兼带其他中国古代民族之语文学学科的中国学研究。傅斯年不仅倡导和引进法国汉学研究扎实的语文学和历史学传统，而且也十分推崇法国汉学独具一格的“虏学”传统，即除了对汉语文文献、经典的研究之外，也重视汉语文之外中国古代其他民族、地区之语文和文献的研究。傅斯年并不把西方的汉学看作是汉学，因为汉学是中国学者的强项，西方汉学家专擅的是虏学。他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而西洋人却最擅于解决这些与中国边疆民族语文相关的问题。[5]所以，如果中国学者能把西方学者的虏学本事学到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对汉学和中国学的学术主导地位，东方学之正统也就一定会转移到我们中国了。

　　显而易见，法国的汉学家们很多同时也是“虏学家”，如雷慕沙是“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讲席教授，而伯希和是法兰西学院1911年特聘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习教授(the Chair of the Language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entral Asia)。被傅斯年点名的四位西方著名的“虏学家”，即“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Henri Cordier，1849~1925)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等，其中前三位也都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6]秉持这种汉学与虏学兼通的中国学传统的，还不只是法国的汉学家，与他们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家们同样如此。前述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冯·伽贝伦茨是亚洲语言研究的专家，他兼通满语、蒙古语和西藏语，在汉学之外同时做着满学、蒙古学和藏学的学问。与伯希和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大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家和满学家，他于汉学的成就自然比不上伯希和，但他于蒙古学和满学的成就则超过了伯希和。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可称是德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汉学家的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先生，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中亚学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专家，是他那个时代最权威的辽、金、元史专家，即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民族历史研究的专家，同时他也曾为西夏和西藏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晚年专门从事元代西藏历史和宗教研究，并在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主持中亚委员会，编写古藏文词源字典。

　　欧洲汉学家们所具备的这种兼擅“虏学”的学术素养，于今天看来，或表明欧洲汉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中国学”的性质，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对汉语文文献和经典的研究，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研究的这些汉语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所以，他们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纯粹汉族的、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甚至在整个欧亚文明不断互动、交流的语境中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进步的中国古代文明观，而早期西方汉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无疑与这种先进的中国观有密切的关联。比较而言，近二十余年来备受中国学界瞩目和批评的北美新清史家们，却不把清代中国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坚持要把它分成一个“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过分强调清朝统治之所谓“内亚特性”，不承认清代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于宗教、文化上有很深的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事实，这样的中国观显然远远落后于早期欧洲汉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的认识。于对清代历史的学术研究上，新清史家们同样不把汉学与虏学看成是中国研究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坚持要把主要以利用汉文史料为主的清史研究和必须依靠满文文献的满学研究人为地对立起来，在二者之间制造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这也违背了早期欧洲汉学与虏学圆融无碍的学术传统。

　　傅斯年在借鉴法国汉学传统，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接受了欧洲早期汉学家们这种先进的中国古代文明观，自然地把它作为其构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学术传统的基调和模版，还把它用于他为建构中国和中华民族之身份认同的积极努力之中。傅斯年应当是最早提出“中国学”这个名称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先驱者之一，他曾明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不只是狭义的汉学研究的对象，它同时也必须是众多“虏学”研究的对象，汉学和虏学兼修圆融，才是“中国学”应有的面貌。而且，傅斯年强调现代人文科学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该是像法国汉学一样的“历史语言研究”，而不是一种以注疏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的经学和哲学研究，也不是文章家、伦理家所做的那种官样文章式的历史研究。傅斯年旗帜鲜明地称颂王国维、陈寅恪所做的历史语言研究，特别是他们所从事的属于‘虏学’性质的西北舆地之学。一方面，他将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陈寅恪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树立为历史研究的新经典；而另一方面却把“一代宗师”章太炎先生贬称为“一流人尸学术上的大权威”，对他所做的旧式的语言、古文字和经学研究予以彻底的否定，表明他与旧式国学决绝的态度。傅斯年发表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至今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今日当我们回顾民国时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之辉煌历史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些惊人的学术成就正是傅斯年当年所推动的这种兼融汉学与虏学之学术风气结出的累累硕果。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5~1929）至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一大传奇，国学院四大导师及其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后人不可超越的历史丰碑。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其实与中国旧传统中理想的“国学”毫无关系，国学院名不符实！与其说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都是传统的“国学”大师，倒不如说他们都是反传统和反“国学”的历史学和语文学大师。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典型的现代语文学精神，其学术实践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无疑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但他们中没有一人是传统国学的经学或者儒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职期间所做的学问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虏学”范畴，陈寅恪于清华十年的学术研究重心在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而王国维除了释读甲骨文、金文文献以外，更专注于对中国西北史地的研究，其中对蒙古史的研究用力最勤。而赵元任先生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创始人，他对中国各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田野调查，是傅斯年所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即使与传统国学研究最为接近的梁启超先生，同样接受了西方语文学、历史学研究方法，他从日本引进中国的“文献学”其实就是“语文学”，他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正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批评和改革，具有明确的现代人文学术性质。

　　如前所述，欧洲汉学的辉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尘埃中嘎然而止了。二战之后，在冷战愈演愈烈、东西方对立不断加剧的国际政治背景下，美国各大学在政府和众多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项目，并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主修学科，整合进北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之中。所谓“区域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对一个地理的、民族的和文化的特定区域，进行结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研究。从学科本来的设计来说，“区域研究”涵盖语言、历史、地理、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而在实际操作中则更重视对这些地区之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田野观察和社会科学研究。与对学术性的要求相比，它明显更偏重政治导向和理论诠释。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大背景之下，北美大学中原本归属于传统“汉学”范畴的“语言和文学”(languageandLiterature)类学科被改成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Chinese Studies)，而一些本该统合在“中国研究”之中的“区域研究”领域，如“西藏研究”(Tibet Studies)和“维吾尔研究”(Uygur Studies)等，则反而被划定为与“中国研究”分离的自成一体的特殊“区域研究”领域。

　　毋庸置疑，1950年代北美大学之“区域研究”的强势崛起，导致了“汉学”等东方民族语文学的急剧衰退。有人甚至公开声称“汉学已经死了”(Sinology is dead)，它在北美学界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种“区域研究”主导美国之“中国研究”的局面，曾激起了美国汉学家们的愤怒，他们坚持认为对一个地理区域的研究是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的，因为它缺乏严格和统一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评判标准，将研究同一个地理区域内的语言、历史、金石文献、文艺批评、经院哲学、政治进程、社会动态、财政状况甚至花岗岩石的学者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研究”学科，让这些学术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工作、竞争，这是十分荒唐和可笑的。他们认为“区域研究”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所”(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 for mediocrities)，它不可能对专业的学术的进步有切实的贡献和利益。遗憾的是，汉学家们的愤慨和抗议并没有能够阻止“区域研究”在北美大学等教育机构中的强势发展，传统汉学等语文学学科随之急速消亡。以今日之后见之明，可知导致这种局面的发生并不只是外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动，其中也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本身发展、分化的严重影响，像大部分可归属于语文学的学科一样，汉学的学科性从来没有被明确地确立过，它从未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上连贯的、制度上统一的知识领域，它一直保持着一种方法上的模糊堆砌状态。

　　其实，美国大学中从来没有像欧洲大学一样普遍地建立起具有非常高的语文学水准的“汉学”传统，美国大学中最早设立的汉学教席当是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教席”（Dean Lung Professorship for Chinese），这个教席的第一任拥有者是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总署供职的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夏德当是他那个时代的优秀汉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著述颇丰，从对青铜器、瓷器和绘画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到张骞出使西域、赵汝适的《诸番志》、中国与罗马东方、汉文史料中的伊斯兰国家等中外关系史研究等，都有相当不错的研究。遗憾的是，作为外来闯入者的夏德的汉学成就于当时的美国学界似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及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几位著名汉学家也依然还是来自欧洲的学者。例如，长期供职于芝加哥美国自然史田野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劳佛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夏德一样来自德国，亦于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对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宗教史和汉、藏等多种东亚语言、民俗文化等都有精深研究，是他那个时代美国最杰出的汉学研究成就。此外，还有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担任汉学教授的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也是一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藏学家，他曾长期在中国青岛的德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研究，不但曾和钢和泰、陈寅恪等一起在北京对勘过梵、藏、汉文佛教经典，还参加过斯文赫定的西北考察，他最著名的经典著作是对北京喇嘛庙雍和宫的精湛研究。[11]与雷兴同时代在伯克利担任汉学教席的是一位来自爱沙尼亚的男爵后裔卜弼德(Peter Boodberg,1903~1972),他也是一位天才的汉学家和语文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经典和历史都有精深的研究，博士论文写的是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出版有对拓跋魏之语言和老子的语文学研究等文章，曾担任过美国东方研究协会的会长，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最有名的弟子和继承人就是以写作《萨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称闻于世的薛爱华(Edward H. Schaffer,1913~1991)教授，后者是一位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物质文明史的语文学家，被人认为是美国的最后一位汉学家。

　　美国之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中国研究传统的奠基人，是鼎鼎大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他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四十余年(1936~1977)，并在福特基金会等财团的支持下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全美中国研究之中流砥柱的优秀学者，牢固地确立了美国之中国研究以“区域研究”为主导的独特的学术传统。虽然，费正清常被后人称颂为美国汉学的领袖，但他从来不是一位欧洲传统中的优秀汉学家，严格说来，他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的古代文明，他更关心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学术组织者以外，费正清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他是一位“中国通”(sinologue)式的学者。费正清的著作除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岸的贸易和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辟》（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出版于1953年）之外，其余都是实用性和时政性很强的教科书，如《中国与美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1958,1979,1983)、《东亚伟大传统》(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1960)和《东亚伟大变革》（East Asia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65)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重新回到哈佛，首创了一个“区域研究”的硕士生培养项目，但它并不是一个重点培养学术后备力量的学术训练项目，其目的主要在于跨学科地培养旨在将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担任新闻记者、观察家或者政府官员的青年人才。

　　费正清无与伦比的个人学术影响力和他所开创的作为“区域研究”的哈佛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对美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中国和东亚研究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他厚今薄古、强调现实关注和实用价值的学术态度，引导美国的中国研究愈益脱离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为主的欧洲汉学的旧传统，使得今后的美国中国研究专家们多半从事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例如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会从事早期近代(Earlymodern，前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当然，费正清开创的这种“区域研究”式的中国研究风尚即使在北美的大学体制中也并不是通行无阻的，它也曾受到过像薛爱华教授这样的顽固坚持欧洲汉学传统的汉学家们的激烈批评和抵抗，他在哈佛的同事像伯希和的亲传弟子、汉学-蒙古学家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他的后继者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以及华裔学者杨联陞(1914~1990)等，都是坚守欧洲汉学和虏学传统的优秀学者，他们都与费正清共事，却走着与他完全不一样的学术道路，艰难地传承着另一种学术传统。

　　如前所述，我们不能把汉学传统于北美学术体制中的式微，完全归咎于费正清所倡导的“区域研究”式的中国研究的强势兴起。导致传统汉学于当代欧美教育和学术体制中急速衰退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它即是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内学科分类的不断裂变和固化，不管是人文科学的文、史、哲、宗教、艺术等学科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确，还是社会科学类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法律、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快速发展，不但使得像汉学这样以对古代语文和经典文本的语文学研究为主体的学科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无处立足，而且它同样也使得像“中国研究”这样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区域研究学科，也无法与学科分类不断精细化、专业化的当代学术发展趋势和已被固化的学术体制相适应。196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题为“中国研究与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的专题讨论会，当时美国最富盛名的几位汉学家和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就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学科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有具有深刻汉学背景的二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牟复礼(Fredrick W. Mote,1922~2005)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锐、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历史教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以及对中国经济史、城市史、社会史研究做出了巨大成就的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和华裔学者、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等，他们的讨论文章集中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年第4期上。

　　关于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缺乏统一和明确的学科性问题，此前已由薛爱华等提出来讨论过，薛爱华激烈批评“区域研究”的目的是要捍卫汉学的学科主权。不曾料到的是，于此几年之后，汉学和中国研究却成了难兄难弟，它们面临同样的学科性难题，都难以与不断明确和精细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相适应，以致一样的生存维艰。牟复礼的《关于汉学的诚信》一文，尝试要对汉学进行定义，但又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替汉学代言，因为汉学的代言人或许应该是一位说着一种别人听不太懂的方言，阅读着那些用七种语言写成的、且都出自最一手的资料的脚注的人。牟复礼认为汉学是对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的中国文明的研究，它必须从精通汉语文开始，研究中国人创造的一切文字记录。作为一个学科，汉学首先是研究语言和文学（献）的学科。眼下虽有很多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甚至也有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或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汉学家了。但他们都只是在汉学这个大世界中的某个边缘的省份中辛勤地耕耘着，如果他们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汉学家，想从边缘的省份进入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中原，他们就必须保持对汉学的诚信，维持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完整性，要让自己的汉学水准提升到中国人的“国学”水准，并对作为整体的汉学有全面的涉猎和投入。

　　当时还是牛津大学教授的杜希德当比其他参加讨论者具有更深厚的欧洲汉学背景，故坚持要“孤独地为汉学喝彩”。他认为此时应该讨论的不是“汉学与学科”的问题（Sinology versus the“Disciplines”），而是“中国研究”的学科性问题。汉学是一门语文学的学科(sinological philology)，在汉学和历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对立。引发这样的学科性争议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确地理解汉学，人们要么把以伯希和的学问为代表的汉学进行漫画式的讽刺，说它迂腐、冬烘，研究的都是一些鸡零狗碎、无关紧要的东西，学问虽然渊博、技艺也确实精湛，但除了卖弄、炫技，这样的汉学别无意义；而另一种汉学的定义则如牟复礼所倡导的那样，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它与“中国研究”的差别并不太大。杜希德指出虽然二战前的那种汉学或许已经过时，但伯希和的渊博和精湛，他的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批评性的学术标准，让西方汉学可与中国人自己的国学比肩，这是无法否认的伟大的学术成就。狭义的汉学是一种语文学的学问，是将语文学运用于汉语文文献研究的学术，是一种文本批评【对勘】的传统学科，它的一整套学术技艺是用来从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中提取最可靠的、准确的信息的。所以，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中国研究最关键、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学术方法，是每一位有志于专业地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都必须接受的最基础的训练。离开了汉学的训练，不管这位中国研究者在其他的人文的或者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接受了多么好的训练，他依然只能是一名票友，因为他永远无法充分地理解和评价他手中的资料。所以，汉学是从事其他学科的中国研究的前提，它与对中国古代的语言、历史或者经济、社会研究并不冲突，相反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的汉学程度越高，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成就也就越大。而汉学家们不管要专门从事语言的、历史的或者经济的研究，他们同样必须接受这些学科的如统计学一类的学术方法训练。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通过汉学或者通过把汉学运用到任何真正的学术领域之中，加深和扩大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要让我们的学生们相信汉学是一个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学术领域，人们从中所能得到的学术的和思想的满足，最终一定会让他们觉得他们为之而付出的这些艰苦卓绝的学术训练是值得的。

　　与牟复礼和杜希德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史华慈，他没有直接讨论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学科性问题，而是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科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警告学界同仁们不要迷恋学科。他提出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不管一个人的学科是什么，只要他对他所研究的那个文化，或者说他所受这个文化的普遍的教育越深、越广，那么，他就越有智慧来研究他正在做的那个主题，并提出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任何人文的或者社会科学的学科都没有一个完全特别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模式”或者“体系”，也没有拥有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内在的动态原则。做学术研究的真正困难并不在于实证调查、考据，而在于人们相信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都拥有一套自给自足的模式和体系，它们都必须脱离人类经验的其他方面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有趣的是，像马克斯韦伯这样提出了那么多有趣的观点的伟大的社会学家，他却从来都热情地关注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研究等多个领域之间的互动，他甚至对终极的哲学意味也很感兴趣。

　　更有意思的是，列文森认为汉学不但无法被归入人文科学的专业学科之中，而且正是因为汉学的存在，使得对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除了艺术以外都无法被北美人文科学的各个专业学科接纳，因为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都被认定为是汉学家的专利和责任，只有汉学家才有能力对它们进行研究，而专门从事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则不得不对中国研究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汉学领域。但是，“汉学”不过是稻草人一类的东西，汉学家是一个没有专业领域的专家(the Sinologist isa specialist in the non-specialized)，他必须无所不能，却不是任何一个专业学科的专家。显然，中国文明的历史性意义不能只通过汉学精神而得到发扬，对中国文化的纯粹汉学式的欣赏给它带来的只能是贬低和受诽谤。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而不是某某学领域（-ological areas）的总和，作为一个概念的汉学将无法成为一个学科，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会被抹去它的独特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个体，中国现在已经属于一个普世的话语世界。汉学家们有权利不去做那些简单、普通的类比，但他们必须进行比较研究，哪怕能给他的特殊的领域一个全球的语境也好。只有当中国的创造性的生命能超越汉学精神而被研究时，中国文明才不只是历史性地重要，而是历史性的重要的。总之，汉学不是一个人文科学学科，它必须整合到现代人文科学的各个专业学科之中。

　　施坚雅教授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他组织这场讨论的目的和提出的具体议案都是为了要把中国研究引进到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先从讨论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学科问题着手，指出所谓：“汉学已经死了，中国研究万岁”，以对这二个学科之原型的强烈比照，表明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旧式汉学以其工具设定格局，汉学技艺不但定义了这个领域，而且也成为它们自身的目的。而中国研究以它的主题定形，汉学技艺只是它的分析目的的手段。传统汉学培育的是对一种单一文明的不加批评的浸入，而现代中国研究则使用比较的方法，至少可以让它与这种文明不带偏私地脱钩。汉学专注于中国的“伟大的传统”，努力去捕捉那些写作了它所研究的作品的士大夫们的那个精神气质，而今日的中国研究则试图覆盖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产品，在研究其“伟大的传统”的同时，也研究它的地方性的“较小的传统”，出于把握其整体性的目的，不但对士大夫们，而且也对非精英的社会团体感同身受。汉学作为一种自生的学科，正在被中国研究所取代，后者有着自己特别的学术主题，而且是一种多学科的努力。对于汉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文本，而对于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证据。

　　然而，就像汉学强调本位主义一样，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强调它的普世性，声称它的理论对整个世界都有指导意义，但他们研究的却都是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都只是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都只是西方学术机构中的研究，它们都植根于西方世界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体之中。西方社会科学家们若要避开西方本位主义，就必须研究中国，因为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仅次于西方文明；中国社会在展示其独特性和特点方面是那么的有特色，任何导向普世理论发展的比较分析，都无法省略掉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是世界历史上被最好地记录下来的一种，它的历史记录非常适用于做制度性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社区分散地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间，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其他海外华人聚居地区，这为有控制地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会。正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如它的惊人的规模和复杂性，它的表意文字的书写体系，它的巨大的档案文献记载，给中国研究的常盛不衰给予了可靠的保证，也正是中国社会的这些典型特征给予了中国在一个普世的社会科学中以其伟大的重要性。

　　以上这些对汉学、中国研究和学科性的讨论，尽管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它们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发展趋势有着明确的导向。从五十年代开始，北美大学中作为学科的汉学不复存在，其学术传统和遗产或可见于一些重点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而“中国研究”虽然作为一个学科项目（program）或者说一个学术团体的名称，出现于北美很多大学和文理学院中，它们的存在与“美国研究”或者“亚洲研究”一样，并不明确代表它是人文的或者社科的一个学科，而是指称一个集体的、跨学科的一个学术团体和项目。而作为学术的“中国研究”则通常被分散到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研究不再是汉学式的包罗万象的超级学科，而是分属于众多人文和社科分支学科中的专业研究。

　　与此相应，虽然欧洲汉学至今依然存在于其大学的学术体制中，但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它也经历了学科的专业化过程，不但汉学、日本学、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在很多学校已被合并成“亚洲研究院”一类的学术机构中，而且，大部分汉学教授已不再是传统的汉学家，而是专擅于文史哲某个领域的中国研究的专家。如前所述，傅海博教授或是德国最后一位传统的汉学家，虽然其后分别担任德国主要大学汉学教授者多半都是他的弟子，但他们的学术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傅海博的严格的汉学传统，而是或者更倾向于中国通式的从事中国思想和文化研究的通识性学者，或者是从事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且，德国的汉学家也不再全部是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有许多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曾经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的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波鸿大学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等人，他们都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后者甚至主攻台湾当代文学。显然，二战后培养起来的这一代德国汉学家，已经走上了与欧洲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一定程度上他们已与北美的中国研究合流了，只是他们身上有时还散发着作为职业语文学家之无所不能的汉学家的学术光环，但其学术的专业性却反而不如美国大学中那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了。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是继欧洲汉学之后西方中国研究的第二个繁盛期。它与传统汉学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它不但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而且同时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此外，与做汉语言、文献的语文学研究为主的汉学不同，中国研究是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人文和社科专业学科出发，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所做的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专业学术研究。因此，中国研究超越和取代汉学当是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取代汉学的并不是笼统的中国研究，而是对中国的人文和社科的专业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国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它们完全可与二百余年间西方汉学的成果媲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开始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至今已经翻译、出版了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二百余种，其中只有极少数欧洲和日本学者的汉学著作，其绝大部分都是北美中国研究的专业学者们的优秀成果。由此可见，西方中国研究的成就非常巨大，它突破了传统汉学的框架，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做出了非常精深的人文的和社科的研究。[17]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在中国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汉学于北美学界则基本隐身不见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与它一起消失的是，汉学家宏阔渊博的视野和精妙绝伦的语文学技艺。今天严重缺乏汉学基础训练的北美中国研究专家们，习惯于说一大套学术的行话，汲汲于创造种种新颖的理论和宏大叙事，却每每无心也没能力准确地阅读和解释到他们手中的一手的文献资料。更有甚者，惯常于断章取义或者文过饰非，随意和胡乱地解读汉语文文献，以满足他/她对自己脑洞大开的新理论、新观点的精心构建。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of1793）一书，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据说作者熟练地将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诠释。然而，何伟亚在这本书中对汉文史料的运用和对汉文文献的误读，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充分显示作者汉学水准之低下和他完全缺乏批判性地引用文献资料的语文学精神，是故，美、中学者纷纷起而质疑何伟亚的汉文文献解读能力，及其所提出的后现代研究方式的有效性，成为轰动一时的学术事件。[18]类似的事件于去年六月再次发生，哈佛亚洲中心2022年出版了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戴史翠(Maura Dykstra)的新著《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行政革命》(Uncertainty in the Empire of Routine: The 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Qing State)，出版不久就有学术同行对书中出现的系统的歪曲其大多数一手资料以支持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错误地选择和解释一手资料，众多概念性和事实性的错误，以及完全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等问题，提出了十分的尖锐的批评。[19]虽然原书作者对这样的批评以学术立场甚至意识形态的不同予以回应，但显然这又是一部完全脱离了汉学和语文学传统的“中国研究”神作。

　　出现这样基础的、根本性的学术错误的作品，在北美中国研究著作中层出不穷，以上所说的这二个例子绝对不是孤例。北美的中国研究者们脱离汉学、语文学的实践为时已久，不能像汉学家一样读懂汉语文文献或是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们的通病，他们通常会对这类错误视而不见，大家都更愿意集体护短，保守住这个公开的秘密，故很少有作品像《怀柔远人》和《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一样被如此激烈地揭露出来。出现这样严重的学术问题说明北美中国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有根本性的缺陷，它极有必要从对天马行空的后现代的学术解构，和对宏大叙事和新颖理论的不懈追求中回过头来，稍稍回归一点汉学和语文学的学术途径。中国研究者们必须具有必要的和基础的汉学和语文学的训练，否则不管他们的理论多么的吸引人，他们建构的故事多么的精致和完美，他们依然不过是一名学术票友，他们的学术作品终究无法经受得住同行们专业的审视和检验，当然更经不起时代和学术史的洗礼，很快就会被无情地淘汰。

　　习总书记说：“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所以，它既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也研究中国的现代文明，它既要做汉学、国学研究，同时也要做现代中国研究。它既是一门传统的语文学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植根于人文和社科各学科领域的专业研究。西方传统汉学的强项是它的“虏学”研究，即把蒙古学、藏学、满学、西夏、回鹘研究和伊斯兰学等都包含在广义的汉学之内，它是世界中国学的雏形。而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汉族语言、经典和文化的研究，显然也不是今日我们倡导的世界中国学应取的学术路径，国学应当包括对中国古代其他民族文明的研究，革新成为一门“大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学科。而今作为世界中国学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中国研究，它一定不能把作为“区域研究”项目的“西藏研究”和“维吾尔研究”等排除在中国研究之外，中国学是把中华民族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为此我们首先应该致力于倡导世界中国学学术研究的交流和互鉴，以扩大中国学研究之范围和影响力，提升世界中国学研究的质量，推动东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交流和整合，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原文刊载于《国学学刊》二〇二四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