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老了。有一天，穿越字句，一个读者向她走来：“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故事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历经沧桑之后的言谈。”

    这段耳熟能详的《情人》开篇，已经成为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符号。

    这样一个被过于密集地谈论与解读的名字，这样一个成为了某种符号、代表了某一文学时尚话语的名字，这个谜一样难猜读却又陷于过度曝光与自我暴露的名字……她过于巨大的声名和过于明亮的聚光度，使得谈论杜拉斯既成了一种潮流，也成了一个陷阱。我们真的了解杜拉斯吗？抑或，只是止步于了解《情人》？

    或许你不知道，杜拉斯也是个共产党员，热衷于政治运动，笔耕不辍地为杂志社投稿，还曾参加五月风暴；她为女性情欲发声，但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情人》中年幼的她已开始了性的冒险，直到年事已高，她还在探索着不同的性与爱的可能......

    可能我们都从未认识那个真正的杜拉斯。

    以下内容摘自杜拉斯访谈录《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已获得出版社授权。

作为共产党员

杜拉斯与曾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

为什么关心政治？

▲我没有归属感，所以才进到某个团体，某种可以彼此分享的集体意识。我虽然知道古拉格、斯大林主义、西伯利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四年大屠杀，可是我登记入党，等于是放下自己的命运转而认同党的命运。同样的，我的不幸也会成为阶级不幸。

▲相信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布拉格之春、早期的古巴，还有切·格瓦拉。

▲我就是把一九六八年当成乌托邦，所以才信。这股狂澜，搅浑了一摊死水的欧洲，搞不好还搅乱了全世界。

▲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在一个有某些主题的地方，公开展现我的所思所想。我需要走到阳光下，走出自己的斗室，不再闭门造车，到外面掂掂自己的斤两。我趁闲暇时刻，趁着每天写作的短暂休息时刻，开始帮报社写文章。其实我写书的时候，根本连报纸都不看。可是写这些文章花了我好多时间，你无法想象，即便从事新闻工作好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压力很大。

▲我口说我心诱惑着我，就为了要揭发法国社会的不公不义。法国人拒绝反省阿尔及利亚战争、极权政体高涨、地球军事化、牵强做作的社会教化，凡此种种，我一直都实话实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切对每个人所造成的冲击：人类本身的一切就很疯狂，非理性的行为、情杀、铤而走险的犯罪。要不就仅仅是因为我对人类某些方面的兴趣，譬如对任何人都等量齐观的司法制度，不可逆的、带有此类特质的事件。

▲我想做的是，让某个世界的人得以发声——在多年的经济繁荣之下，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以便让某些见证——阿尔及利亚工人令人不安的自卫、加尔默罗会姊妹没有知识到让人害怕——拥有巨大无比的冲击力，大到再也不容资产阶级忽视或操弄。

1944年，杜拉斯的丈夫罗伯特·安特姆被捕并被放逐到布亨瓦尔德，然后放逐到达豪（参见《痛苦》）。她加入法国共产党，任维斯孔蒂街党支部书记，成立寻人处，出版了《自由人报》。

政治经历

▲我到现在还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自己的共产党员。一个人必须搞自闭、神经质、又聋又瞎，诸如此类的，才能加入某个政党。我在法国共产党那里担任区秘书，当了好多年，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发觉工人阶级是因为自己懦弱才成了受害者，无产阶级也一样，他们坐以待毙，不想办法突破自己环境的种种限制。

▲斯大林模式，还有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令我作呕。当然，离开党是一大伤痛。等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突然想通了。

▲头几年，我偷偷写作。同志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好几张文凭。他们遵奉极其严厉的生活教条，阅读和写书则不在强制规定和预定计划之内。读写有点像是理论性犯罪，对抑制人心的党的信条有损，会使其失去效用。总之，他们最后还是编派了一个罪名给我。我开拍《黄色太阳》 的时候，他们指责我反共产党，阻止我继续拍摄，还试图强迫我过夫妻生活，过家庭生活。“跟所有其他党员一样。”他们说。后来有一份书面报告揭发我经常出入酒吧，造成轩然大波，还因为我跟两个男人同居：我的旧情人与新情人。

▲疯狂是对样板的终极拒绝，乌托邦也是，它们将我们拉远，保护我们不受到任何伤害。

▲一九六八年五月、布拉格之春，它们是比任何政治胜利还更珍贵的政治失败，因为它们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在那几天里就是这样，只知道走上街头，只知道要行动，几乎可以说完全没考虑到后果、矛盾：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些。可是我不禁扪心自问，身为作家，难道能够不冲撞矛盾吗？不能。好的叙述者更不能。很显然，提议完全废除意识形态，对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自古以来，任何历史阶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抗命者”这个词的定义，因为打从孩提时期，就开始有人对我们的生命发号施令，驱离我们生命中不守秩序的一切。而权力正是扎根在这份对空的恐惧上，这种连最小的泛流危险都要筑坝阻拦的意愿上。

政治与写作

我写作的时候，会忘了所有意识形态、所有文化记忆。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面可能带有某些政治方面的意涵：母亲独白时提到悲惨穷困，还有针对殖民地做的叙述；不过这些都还攸关一个绝望女人的内心辩证。我相信作家不是为了发出讯息给读者才写：作家写的时候眼里只有自己，只会想到如何打破之前的风格，每次都是再创新。

作为女性情欲代言人

杜拉斯与丈夫丈夫罗伯特·安特姆

性与欲望

我感兴趣的不是性，我感兴趣的是处于情色源头的那样东西——欲望。这是一样我们不能或许也不该因为性就得到满足的东西。欲望是一种潜伏活动，就这点来说，欲望跟书写类似：我们写出我们所欲想的，总是如此。

混沌就在欲望里面。快感只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东西里头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我们欲想之物的绝大部分，都停滞在那里，永远的失落了。

在我还年幼的时候，从我第一次性冒险开始，同陌生人，在海滩的更衣室，在火车上，我就明白了欲望意味着什么。跟中国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体验到欲望的力量无处不在、无处不达，从那时起，我的性经验总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粗暴的。

男性

男人喜欢对周遭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干预、高谈阔论、加以诠释，得非常爱他们，才受得了他们这种需求。

男性的性欲围绕着相当确切的行为模式打转：兴奋、性高潮。随后又再度开始。没有任何东西是悬而未决、欲言又止的。当然，由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守贞规矩，所有女性都很克制，没办法完全依照自己的欲望过活而不会有罪恶感。

男人只预备去了解一些像他们的东西。男人一生真正的伴侣——真正的知己——只可能是另一个男人。在雄性世界里，女人在他方，在男人偶尔会选择去跟她会合的世界里。

男人活在不透明的生命里，乃至于察觉不到周遭的大部分事物。他们只注意自己，只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于有时候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女人的脑子里，无声无息地产生了什么念头。我认为，自以为了不起的阳具崇拜依然存在……

男人由于脆弱，使得自己面对痛苦时如此措手不及，他们逃避受苦这件事本身。男人将它神话化，带着愤怒、带着肢体暴力来表现受苦这件事。

旅行的时候，我老是跟着他们，走到哪跟到哪。分享幸福，对他们强加于我、我却很受不了的消遣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就会气死。跟我在一起过的男人都很难忍受我老评论个不休，很难忍受我遭他人抨击时所发的牢骚。他们希望我打理好家务、管好厨房，还有，要是我真的非写不可，那么就玩票式地写写，仿佛我在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搞到最后，我一直都待在别的地方：作家永远都不会在别人希望他待的地方。我交往过所有类型的男人。每一个都理所当然地要我写出一本大卖的畅销书。不过，不到二○○○年就甭想。

女性

我写作的时候，不会问自己拥有女性灵敏度会怎么样的这种问题。

女性不会去排除寂静或畏惧寂静的暧昧性，而是表达出来，将寂静纳入她的话语中，成为一个整体。男性则感受到非说不可的需要，仿佛他无法承受寂静的力量。

伟大的灵魂是雌雄同体。女性把重点放在艺术的某些女权化上，就是一大错误。女性创造这种特质，就限制了她们自己诉求的范围。

她们是被激情所渗透的受害者——就跟我……事实上，我刚认识中国情人的时候，就开始对我母亲撒谎——她们被自己不由自主展现出来的双重人格所撕裂。

男人永远都不知道另一个身体在自己身体里面，乃至于耗尽精力是什么意思。女人清楚地知道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经历什么样的痛苦，这使得我们认知到所有分娩本身就带着暴力。

女性主义

我对所有这些稍微没那么尖锐的激进主义形式都抱持戒心，它们不见得可以导致真正的女性解放。有些反意识形态比意识形态本身更系统化。当然，一个自觉、有见识的女人，她本身就已经是一位女性政治家，但条件在于：她不会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绝佳的受难地，不会自我封闭在这个隔离区里。

杜拉斯与最后一位情人扬·安德烈亚

对同性恋的观点

同性恋者缺乏这种仅属于异性恋者的神话和普世尺度：同性恋者爱同性恋更甚于爱他的情人。所以文学——光想想普鲁斯特就够了——才不得不把同性激情转换成异性激情。说得更明白些，把阿尔弗莱德换成阿尔贝蒂娜。

我已经说过，这就是我无法将罗兰·巴特视为一位伟大作家的理由，因为有种东西总在限制着他，似乎是因为他错过了生命中最古老的经验：跟女人发生性关系。

同性恋，就跟死亡一样，是唯一专属于上帝的领域，这个领域，男人不能、心理分析家不能、理性也不能介入。此外，不可能生育这点，大大拉近了同性恋与死亡的距离。

亲身经历

▲女同性情：另一个女人所带来的欢愉是一种非常亲密深刻的东西，然而，这种东西本身总是带着不会令人头晕目眩的标志。因为，跟男人在一起，才是真正能让女人屈服的轰雷掣电。

▲与同性恋男子的感情经历：

他（扬·安德烈亚）写了许多美妙的信给我，写了两年。不过，写信给我这件事，我并不讶异，看过我的书之后，很多人都会写信给我。有一天我状况不好，谁知道我怎么了，我决定回信给他。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从没见过这个来自卡昂的学生，却叫他过来。我们很快便喝了起来，就是这样，我们两人间的疯狂由此展开。跟扬在一起，我再度发现：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无法去爱。我受不了他在我眼前出现。他朋友指责他跟一个比他大那么多的女人在一起，可是扬不予理会。

至今我依然还在思索这怎么可能。我和他之间的激情是悲剧性的，诚如所有激情。我们不合适，我们的欲望不切实际，激情却寄生其中。

同性恋者很孤单，不亚于被判了刑，被判无法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要不就是只能断断续续。生活在他身边的女性成为唯一会待在他左右的人。然而，正因看似不可能，正因本质上和生理上的不可能，爱才能存活。这就是发生在我和同性恋者身上的故事。

作为作家

为何写作？

▲(写作)是场疾风，无可救药，每个礼拜都或多或少会吹上这么一阵，尔后消失好几个月。仿佛是一道古老的强制命令，即便都还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就有这股端坐在这儿写的需要：写作本身就见证着这种无知，见证着这种对阴暗处的探索，整体经历全都堆积于此。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以为写作是一份工作。现在我确信写作是一种内心事件，是我们在净空自己的同时，把那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筛选掉的同时，首先就会达成的一份“非工作”。我指的不是散文的简约、形式或构造，而是必须被言语辨认、分级、勾画的好几股阻力的等音关系，诚如乐谱。要是作家未将这点列入考虑，就会写出“自由”的书。可是写作跟这种自由毫不相干。

▲我写，是因为我要让自己变得庸俗，我要把我自己给杀死，其次就是为了夺走我的重要性，卸去我的重量：我要文本取代我的位置，如此一来，我才会比较不存在。唯有两种状况，我才能将我从我自己中解放出来：自杀一途和写作一途。

写作的开端

我十一岁时住在交趾支那，每天就算在树荫下也有三十度高温。我写了好几首诗——每个作家都是从写诗开始——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根本就一无所知的人生。

《情人》电影剧照

关于《情人》

这本书，我认为，传递出了我每天因为写作十个钟头而享有的极大乐趣。通常法国文学都搞混了，误以为严肃认真的书就会很无聊。其实，读者之所以看不下去自己正在看的书，是因为这些书都自负得不得了，充斥着想反映出别样东西的愚蠢自负......

这是一本小说，就这样。谁想引导它，谁就哪儿都去不了。故事还没结束，仅仅是书停了下来而已。爱，快感，这些不是“故事”。至于另外一种阅读方式，较为深入的阅读，即使真的有，也不会出现。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怎么去领会它。

作为电影人

《广岛之恋》剧照

电影是什么

我认为电影的本质取决于复古的、贫乏的、基础的各种形式。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想把电影重新导向电影的零度表达，恢复几乎原始的状态。建议，但不定义。让电影吸收那些在卢米埃兄弟或马塞尔·莱比尔[2]默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艺术成果，却又不会让电影流于枯燥乏味。

电影发轫之初，黑白片就拥有一种强度，这是彩色胶片永远也不可能有的。

我想找回这些白，这些戏剧化的鲜明对比。至于颜色，我想利用它凸显某些现实面向的特征，而非企图美化现实以支配观众。

怎么拍

▲我一开始执导，立即就想要定义出杜拉斯电影的特征：一种语言，我的语言，无所畏惧；而且不能有我任何一位明师的影子。

▲如果我拍了“女性”电影，那么我就出卖了这两大诉求：女性和电影。女人除了对事物独具的嘲讽能力、独具慧眼，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弃她自己身上女性的部分。

我就是一个作者，就这样。超越女人这个角色的天赋异禀，长久以来女人这种天赋一直都强化着女人，但也出卖了女人。

▲拍片的“外在”本质——集体工作，跟其他人一起生活的方式——电影并不像写作一样会有紧迫性、会为之痴迷。我们可以说，电影拉远了作者与其作品的距离，然而以寂静、缺席为经纬的写作，则无可救药地将作者投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会像作家那么孤独的了。

我拍电影，经常都是为了逃避写作这种可怕的工作，永无休止，悲惨不幸。不过，我一直都会想写，比做任何事都还更想。

▲如果遭到误用，像宣传影片那样，政治电影就会变成危险的工具。透过电影来传递和散播讯息，比透过书籍更为便利：影像会简化被阅读变成敌人的东西。我的电影都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们不谈政治，不靠议题来取得进展。想往政治方向前进，充其量也得靠其他途径才能抵达。不是靠修辞这条路，也不是把无产阶级神话化就到达得了。

《情人》剧照

最喜欢的导演

我接受《电影笔记》团队访问的时候，我比较了我对德莱叶高尚悲剧的喜爱，以及我对伯格曼式大脑美学的无法容忍。后者专门拍些给美国人看、耍猴儿似的滑稽模仿，以满足美国人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文化”饥渴。

我的最爱，而且永远都会是我的最爱，那就是小津安二郎、约翰·福特、让·雷诺、弗里兹·朗。还有卓别林。卓别林的本事在于他能沉默着就说出这么多东西。他眼睛的转动，他面部的表情，他的手势，他的无声。跟伍迪·艾伦极其纽约式、非说不可的强迫症简直有天渊之别！有声电影永远也赶不上默片的强度。

以上内容摘自

《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