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哈菲佐娃

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博士、著名汉学家。

克拉拉·哈菲佐娃从小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对中国的山水画非常着迷。当时最吸引她的是像画一样的汉字。“我是二战之后出生的，1949年在我们的少年杂志、报纸里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从小很想学东方学，我考虑到最好学印度语言、印度历史或者中国历史，后来决定还是要学中文。我觉得中国字非常有意思，像画一样。”

中学毕业后，哈菲佐娃先工作了两年，之后考入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汉语。那一年，她19岁。哈菲佐娃的老师们大多有过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他们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书法和绘画、历史有着深刻的研究。老师们教导哈菲佐娃，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游牧文化的研究，因为古丝绸之路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带着老师们的期待，1962到1964年，哈菲佐娃到北京大学留学。她和很多中国同学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她说：“那个时候，中国老师们对我非常好，学生们也是。有一位我的同学，名字叫吕桂珍。她给我抄写了一本书。因为那时候到处要用票，布票、油票和其他票，纸也不够了，课本也不够了，她给我抄写了一本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把这本书交给了我们国家档案馆。”

从塔什干国立大学毕业后，哈菲佐娃曾在撒马尔罕任教两年。之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当局关闭了东方学系，哈菲佐娃与中国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在此后的20多年间，她很少接触到中国人，只能从事案头研究工作。

2018年，在中国媒体的帮助下，哈菲佐娃联系上了自己当初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同学吕桂珍。今年年初，她收到了吕桂珍寄来的新年贺卡和刻有中国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曲《琵琶语》的光盘。哈菲佐娃说，50多年过去了，吕桂珍的字迹一点都没有变，她们共同经历的历史沧桑只有在彼此内心可以感知，一曲《琵琶语》似乎已经代替了千言万语。“她没说太多话，可是给我寄了这个音乐。我们在这里举行活动的时候，我让大家听这个音乐。我说，过了55年以后，我们不用多说话，她给我寄了这个音乐，我们都知道了。哎呀，我想哭！”

1988年前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哈萨克斯坦高校开始筹办东方学系，成立中国语言和文学教研室。哈菲佐娃承担起了主要的组织工作。在师资力量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她和同事们开始着手培养东方学人才。现在，她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她说：“我的学生，第一批学生，大部分在国家单位工作，做官员，大部分是去外交部，去海关和航空公司工作。第二批学生中有些当老师。”

截至目前，哈菲佐娃已经写作了100多部作品和文章，其中包括《清王朝和哈萨克文汗国》《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中亚和东亚的文化对话》等。其实，她年轻时发表的很多文章已经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她表示：“后来我们实习的时候，夏天在乌兹别克国立图书馆工作。这时候，老师们一直给我看甘肃敦煌的东西。过几年之后，我去甘肃省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我看到，我的书已经译成了汉语。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今年已经80岁的哈菲佐娃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位汉学博士、第一位高校汉语教研室主任、第一位系统整理中国与中亚关系史学的著名学者。不过，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她依然身体力行，笔耕不辍。一方面，希望为中哈文化交流再作贡献；另一方面，竭尽全力提携年轻人，培养更多的文化使者。哈菲佐娃说，自己和中国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她说：“一点儿都没后悔，在我的生活中最有意思的、最好的都和中国有关，可以说是全部。中国在我的生活里像是节日一样。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说，你是我的老师。有些人可能没见过我，也没和我联系，没听过我讲课，可是他们说，你是我的老师。”